ku真人演化经济学的综合：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发展

　　ku真人我国有相当多的学者运用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博弈论来理解演化经济学，还有相当多的学者把承继新古典经济学科学主义思维的复杂系统理论和实验经济学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笔者对这种状况颇感担忧：担心它被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所袭取，断送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远大前程。

　　演化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制度变迁。演化经济学就是要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以便更好地了解技术进步以及行业和产品的变迁，理解创新发生的过程，更好地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

　　马克思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前驱，此后广义的演化经济学（具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源于凡勃伦，狭义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源于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西蒙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演化经济学借此概念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并将之视为自身理论框架的重要基点之一。

　　在我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专业基础课，但实际上，我国的政治经济学讲授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演化经济学主体组成部分的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诸流派并没有被纳入其中；而西方经济学讲授的只是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虽然演化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但却无法被包含于其中。在现行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下，除了极少数大学开设有演化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外，绝大多数大学的经济学院对演化经济学几乎没有任何介绍，仍有相当多的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专业毕业的博士对演化经济学颇感陌生。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虽然演化经济学被介绍到中国已逾十年，出版了两套译丛，办有专业杂志《演化与创新经济学》，并召开了三届“中国演化经济学论坛”，但笔者在近几年却发现，有相当多的作者运用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博弈论来理解演化经济学，还有相当多的学者把承继新古典经济学科学主义思维的复杂系统理论和实验经济学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笔者对这种状况颇感担忧：担心它被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所袭取，断送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远大前程。

　　笔者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在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及其会刊《制度经济学研究》和美国演化经济学学会及其会刊《经济问题杂志》拒绝数学并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作为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标志性特征，数学在很大程度上已支配了日本演化经济学会，而数学模型在国际熊彼特学会的《演化经济学杂志》上也日益增多，即使它们现在还没有变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附庸，但演化经济学的宗旨和独立的研究纲领却日益模糊不清。纳尔逊和温特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复兴，但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演化经济学却处在了十字路口上，它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不仅对学术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对演化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至关重要。

　　我们知道，多样性是创新和演化的基础，这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在过去的20多年中，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刺激了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吸收其新思想，而且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如果演化经济学丧失了其独立性，它不仅在推动经济学创新上的作用会消失，而且还将丧失其自身作为第三种经济学体系在我国创造性发展的历史机遇。

　　现代演化经济学并没有明确地把其研究纲领与经济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联系起来，这是人们之所以对演化经济学的性质认识不清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著名物理学家彭加勒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物理学大革命中所指出的：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因此，在演化经济学处于十字路口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探讨演化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自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就形成了由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作为其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一种是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老制度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到目前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所构成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研究传统；而另一种则是从重农主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庸俗经济学”和杰文斯-瓦尔拉斯的边际革命等一直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在目前被称为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一分歧在二战结束以来愈发清晰，两种传统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已明显分化为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两大阵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这一阵营内部又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在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中，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后凯恩斯经济学则是其影响最大的几个流派，而这些流派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调节学派则构成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笔者所谓演化经济学的综合就是指对这些流派的综合。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现代西方经济学界的这种主流与非主流的分裂是在19世纪下半叶古典经济学的解体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除了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边际革命经过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并在二战后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外，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其他流派在现代无一例外都成了非主流经济学。相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创新无疑是独特的，但相对于西方经济学中主流与非主流分裂来说，前两者的分歧就是第二位的了。实际上，作为西方非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具有许多共同的地方，除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持批判态度外，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赞同实在论的科学哲学；在理论内核上，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思路相对立，他们都赞成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但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持拒绝态度。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例如：霍奇逊就是从一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演化经济学家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保罗·斯威齐和霍华德·谢尔曼在1999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了美国演化经济学学会颁发的凡勃伦-康芒斯奖。在我国，有学者甚至提出中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演化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