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ku真人22年第3期目录

　　ku真人摘要：随着《民法典》的颁布，我国立法由单行法时代进入法典化时代。为准确理解和实施好《民法典》，必须从单行法思维向法典化思维转化，具体包括从多中心思维转向基础性法律思维，从碎片化思维转向体系性思维，从分散思维转向统一思维，从并立思维转向融贯思维。法典化思维需要树立以《民法典》作为民商事法律部门中基础性法律的理念，准确把握《民法典》各项制度的价值取向和规范意旨。从体系化的视角观察《民法典》，还需要协调好《民法典》内部的关系以及《民法典》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并将《民法典》的价值体系融贯于各项民事法律制度之中。

　　摘要：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是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经验表明，承担这个历史使命，就要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坚持追求真理和实现价值相统一的实践智慧、坚持观念变革和构建体系相统一的理论创造、坚持立德立言与铸魂育人相统一的使命担当；承担这个历史使命的实质工作，就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人类文明形态变革，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赋予哲学思想、哲学观点、哲学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摘要：新一代人工智能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为核心，实行的是联结主义的路径。该路径在场景相对封闭的数据密集型应用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面临可解释性差、伦理对齐困难、认知推理能力弱等瓶颈问题。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开放、动态、真实环境中信息的刻画，以及对人类推理和解释机制的建模。形式论辩可以提供不一致情境下知识表示与推理的通用机制，与偏好、权重、概率等决策因素的灵活结合机制，局部化和模块化的语义高效计算机制，以及基于论证和对话的可解释机制等。有机结合形式论辩与现有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现有技术瓶颈，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摘要：语言是如何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使得语言表达的真理获得了实在世界的某种保证？最近发展起来的使真者理论，直接关注的就是世界中的存在物如何使语句为真这个主题。对于使真者的语义学来说，基于某种直观理解的简单二元关系图像只是帮助设计一种语义模型的思路，或者考虑语句与模型之间抽象关系的一个视角，本身并不产生哲学上的麻烦。但是，对于使真者的形而上学来说，基于类似图像的理论思考，则会导致对使真概念及使真者理论在哲学上的误解。对使真概念的新理解基于如下主张：不存在真语句到它的形而上学使真者现成的或先于使真解释的直接对应关系。进入使真解释的语义学项和形而上学项，都是在解释过程中构建起来的，并通过解释过程被关联。因此，“使真”（就其形而上学方面来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现成的简单二元关系，而是由多种解释性行为（包括运用使真者语义学的语义解释）嵌入多重关系而成就的一项“事业”。

　　摘要：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在从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不断探索中，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巨大成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对于那些既想保持独立又想发展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乘势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明确了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的新蓝图。新的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将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断拓展和深化，继续创造更大辉煌，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摘要：在考察中国式现代化时,历史视角具有基础意义。“现代化”意味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而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显示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密关联。儒家伦理、文武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乡土为本等中华传统对现代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人口、空间、多民族等历史条件同样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因素。中国领导的革命运动为1949年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社会与政治基础。诸种历史要素以不同方式汇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两宋时期开始的向所谓“近世”的变革,从18世纪90年代到1949年两次跨越世纪的巨变,显现出中国传统向现代过渡和转型的漫长性、艰难性和复杂性。社会学的历史视角对这些关联、融合、过渡和转型过程有着独特理解。

　　摘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建设历程中，中国人类学家作出了理论和实际的双重贡献。从民国时期开始，他们就自觉探索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径。他们立足于中国实际与西方理论的融通，从没有把西方民主、自由和个体主义当作现成答案，而是始终面向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探寻适应本土文化的社会学、人类学方案。近一百年来，人类学视野中的中国式现代化变革，核心议题有三：国族建构、经济建设和精神启蒙。围绕三者的关系及其展开，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和创新性的理论方案。这些方案在整体上构成具有内部结构和层次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学理论系统。中国人类学应以此为基础，促进新理论模式的构建。

　　摘要：社会学定量研究长期以来过度倚重基于个体样本的调查数据，在视野、方法和理论观照等方面逐渐形成“微观旨趣”，削弱了其对学科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贡献能力。基于整体主义的宏观定量分析，在社会学中具有坚实的方法论基础、数据条件和多维度价值。从“微观旨趣”向“宏观观照”的转向，业已形成基于饱和数据的时空覆盖研究和基于大数据的“宏观定量社会学”两种模式。后者涵盖海量文本结构发现、网络复杂性研究、宏观假说检验和多层机制探索等具体研究取径。当代中国“宏观定量社会学”的发展走在这一转向的前列，对拓展学科疆域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与传统“无为而治”背景下的“简约治理”不同，当代乡村的简约治理发生在中国“积极有为”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是指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结合点”的基层政权组织通过“群众路线”“驻队”“包村制”“工作组”和“统分结合”等非科层化治理方式，低成本、高效率地实现其“承上启下”功能的治理模式。近年来，由于“上面千条线”对“下面一根针”的挤压，导致乡镇党委政治统合能力弱化，无法发挥其简约治理功能，结果引发基层问题。基于此，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从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结合点”出发，处理好“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实践关系，充分发挥基层简约治理功能，以保持乡村治理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摘要：乡里是秦汉国家的社会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对象。在四百多年的历程中，秦汉国家在乡里治理上多有创新，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乡里治理模式之先河。社会演变是国家治理方式转变的根本动因，国家治理方式的转变又是社会演变在政治领域里的反映。春秋战国以降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秦汉国家治理的革新，也推动了国家在乡里治理上的积极探索。在乡里社会演变过程中，国家通过对社会流动的控制与治理、对乡里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治理、对宗族组织兴起的管控与治理，体现了秦汉乡里社会治理的主要特点，既积累了丰富经验，也留下深刻教训。

　　作者卜宪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101）。

　　摘要：与西方文论对话是中国文论话语转型、构建中国特色文论话语体系进程中极为重要的方面。中国文论借鉴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致力于在中西“之间”建立起独立、平等、双向的对话性关系。弗朗索瓦·朱利安则提供了一种站在西方立场处理“中西”问题的研究范式，如“经由中国，远西对话”“迂回与进入”“间距/之间”等。但是这两种“之间”的“中西对话”过于理想化，无法解决“中西对话”的不对等、“中西”之间有同有异、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需要确立“在世界中”的意识，超越“中西”二元对立。中西方文学和文化研究中陆续出现克服和超越文化中心主义的学术倾向，中国文论也正试图基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化确定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在世界中”为“中西对话”提供了“之中”的独特位置，“之中”包含“之间”，并非对“之间”的替代。“多元网络”的外在多样性、“西学中的中学”和“中学中的西学”的内在多样性、“西化与化西的双重变奏”的未完成性以及以“今中”作为学术立场的“古今中西的对话”，构成了“之中”的中西对话何以可能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