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理论建设的百年探索和创新

　　ku真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外交的发展规律，历史、辩证地认识国情、世情，科学、理性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系列反映不同时代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其构成了中国的外交理论体系。中国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建构了以内外一体的利益观、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观等为核心理念的总体思想，发展了以基本定位、战略主攻方向和善用机遇等为主要内涵的战略思维。中国外交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结伴不结盟”的战略原则；在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方面，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形成和发展了“战略机遇论”。中国外交注重坚持基本原则和弹性灵活处理，维护核心利益和实现互谅互让，强调通盘考虑和主张分步实施外交目标；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注重原则对接、讨论对接、内涵对接。中国外交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将继续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指引中国外交取得更大胜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在百年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中国外交的发展规律，历史、辩证地认识国情、世情，科学、理性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系列反映不同时代特点、体现中国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其构成了中国的外交理论体系。中国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建构了以内外一体的利益观、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观等为核心理念的总体思想，发展了以基本定位、战略主攻方向和善用机遇等为主要内涵的战略思维。中国外交坚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结伴不结盟”的战略原则；在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方面，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形成和发展了“战略机遇论”。中国外交注重坚持基本原则和弹性灵活处理，维护核心利益和实现互谅互让，强调通盘考虑和主张分步实施外交目标；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注重原则对接、讨论对接、内涵对接。中国外交理论坚持实事求是和唯物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将继续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发展，指引中国外交取得更大胜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诞生百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和实践本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历史、辩证地认识国情、世情，科学、理性地分析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并以此指导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不断取得胜利，进而将向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继续前进。

　　在革命时期，中国的工作重点在于如何推翻旧世界和创建新中国，其关于外交的思想主要是以革命求生存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外交以外交思想为指导，在外交理论中强调以斗争求承认，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在改革开放时期，外交思想以准确判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重点，使中国外交在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的时代变革中把握住了正确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外交进入了理念创新和体系建设的活跃期，并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外交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

　　在中国领导中国外交的百年理论建设进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贯穿其中，不仅建立了总体外交思想，而且形成了利益观、时代观和体系观等核心理念。在这些思想和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外交完成了历史使命并将继续前进。

　　中国是在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环境中诞生的，并在维护和发展国家利益、处理内外利益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与成熟，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从而确立了自身的利益观。

　　中国自战争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利益日益丧失，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成立后，高举反帝、反殖、反封建大旗，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新中国在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有力维护和发展了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也非常重视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结合。中国领导的国内革命斗争是国际运动和广大被压迫民族求解放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战后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中，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公平正义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增进国际社会福祉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且，中国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高举国际主义旗帜，不惜牺牲巨大国家利益，全力进行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斗争，积极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斗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强与世界的联系，两者的利益紧密相连。正如习所强调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经验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①

　　党的十八大以后，正确义利观是习外交思想的重要理念之一。“正确义利观是指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中，坚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它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尊重、维护和有益补充，也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狭隘国家利益观的超越，更是对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霸权行为的反对和鞭挞。”②

　　“时代观是指人们对时代总的观点和看法，是反映时代发展总趋势和逻辑演进规律的根本观点。”③中国把“时代观”视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以此认识世界总体形势和指导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

　　在建党后的相当长时期，中国从理论和实践上都认同列宁提出的“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将马克思关于时代的相关论述和具体时代背景相结合，首创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世界的斗争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因此战争与革命成为这一阶段的时代主题。④

　　长期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积极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的革命运动，领导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反动派的统治，驱逐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指导中国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实践，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但是，后期在时代观上也发生过重大偏差，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外交的理论建设和实践进程。

　　中国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了里程碑式的新发展。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⑤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时代判断经受住了此后的历史考验，成为中国对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的基本判断之一。2018年9月3日，习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强调：“我们坚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时代的命题，需要国际社会以团结、智慧、勇气，扛起历史责任，解答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⑥

　　如果说，利益观是中国外交思想的立足点、时代观是其使命方向，那么国际体系观则是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纲。百年来，中国的体系观经历了革命反抗、参与建设、改革引领等历史性转变和创新。

　　一般认为，近代国际体系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国对该体系先是游离于外，后又深受其害，处于被支配地位。中国在建党时期就强烈批判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揭露英、法、美等列强通过国联和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公约》等扩大自身利益、损害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力量登上国际舞台，虽然受制于美、苏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但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中国于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经过30年的努力，以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基本完成了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正常化。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⑦

　　随着世情和国情的变化，中国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承认现有国际体系的前提下，也从思想理论上对改革国际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创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认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主张“推动二十国集团机制从国际金融危机应急机制向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转型”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的理论体系化方面又有了重要的发展。习强调：“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⑨这不仅对于中国参与和改革国际体系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为今后国际体系的理论建设指明了方向。

　　习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⑩当年和都以战略家的眼光前瞻性地判断世界发展和中国内政外交的趋势。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特别需要在习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加强外交思想理论的战略性思考和建设。

　　在中国的外交战略思维中，国家定位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1949年以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难以自主地进行国家和国际定位。新中国建立后，在独立自立的外交路线指引下，根据内外形势的变化确立和发展了以下国家和国际定位。

　　第一，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始终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属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和世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形成了以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为首要特征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针对苏东剧变，指出：“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也不行。”(11)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成功挫败了西方试图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属性的种种图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2)

　　第二，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国在成立之初就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的理论并加以实践。(13)1949年以后，中国和一些受到殖民压迫的国家共同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家独立运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重要一员。改革开放开始后，中国根据形势变化逐步以“发展中国家”这一名词替代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表述，并沿用至今。正如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4)。

　　第三，坚持“结伴不结盟”的战略方向。1949年以来，中国逐步实现了从“结盟”到“结伴”的思想转变。中国在1950年正式与苏联结盟，但中苏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破裂。在70年代，中国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确立了“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不结盟”思想逐步明确和完整。在1984年5月29日会见外宾时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15)1986年3月2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16)1992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不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17)2014年11月28日，习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18)迄今为止，中国已同1/3的建交国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还同东南亚、欧洲、非洲、中东等主要地区组织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中国的外交思想理论体系中，总体思想通过战略部署和运筹而得以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主要国际战略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大革命时期(1923-1927年)，中国通过推翻军阀统治而打击其背后的西方列强。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中国在反对国内的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同时，还把矛头直指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并坚决主张与苏共领导下的苏联发展关系。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打败日本侵略者和世界法西斯力量。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和中国政府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战略主攻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主要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和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策，从而逐步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1956年9月15日，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9)为此，中国在国际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联合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思想指导下集中力量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外交战略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展开，积极开展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交流，但同时与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93年4月，对中美关系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十六字方针”。(20)与此同时，中国还逐步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战略布局，不断打造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创性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经历了许多风险考验，打赢了不少大仗硬仗，办成了不少大事难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21)中国在百年巨变的机遇和挑战中，有效应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坚持国际合作共赢的正道，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以全球治理为主要平台，有力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方面坚持历史进步、发展的世界观，坚持全面、综合的分析方法，坚持积极转化条件的主观能动性。在百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上形成和发展了“战略机遇论”，努力用好建党初期的被压迫民族反压迫和求解放的战略机遇、抗战时期的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战略机遇、建国初期的世界社会主义和民族运动大发展的战略机遇以及在世纪更替时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战略机遇等。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2)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不稳定的背景下，中国又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23)

　　中国的外交思想历来强调外交政策不能一刀切，需要因时、因事、因地采取不同的政策来处理对外关系中的各种问题，从而保障总体外交思想和战略思想贯穿于中国外交的始终。

　　《选集》的首篇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4)可见区分敌我友和团结大多数在中国内政、外交政策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在革命时期虽然还不是执政党，但在对外关系上十分重视区别对待的政策思想，根据国情、世情的变化来确定依靠、团结和斗争的对象，这一思想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中国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外交就注意区分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主导国家和从属国家，争取与一批西欧国家建立了外交或半外交关系，努力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和封锁。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一方面努力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罗马尼亚、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和发展了关系。此后，又根据“三个世界”思想和“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思想，巩固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争取与第二世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并在美苏两大霸权中集中打击苏联。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全球化和地区化进程中加强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始终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提出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对经济所有制、市场经济、竞争精神等进行了重新阐述和分析。在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实现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

　　中国在与世界各国互动的过程中既有坚定的原则性，也有应变的灵活性，通过务实合作实现外交的总体目标。

　　第一，坚持基本原则与弹性、灵活处理。在同外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上，中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在具体处理方式上也尽可能弹性处理。例如，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公报全文只有两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25)但事实上却达到了法国与台湾当局“断交”的目的。又如，中国国家奥委会1979年在恢复与国际奥委会联系时，采取了“奥运模式”，即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称为“中国台北奥委会”，使用不同于当时的旗、歌、徽(指所谓的“中华民国”旗、歌、徽)。(26)

　　第二，维护核心利益与实现互谅互让。中国是当今世界邻国最多、陆海边界问题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面临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复杂历史和现实问题。但是，中国在坚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同绝大多数陆地接壤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做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尊重历史”和“照顾现实”、“尊重国际惯例”和“兼顾当事国国情”相结合，通过互谅互让实现公正合理与互利共赢。

　　第三，强调通盘考虑与主张分步实施。当前，中国在处理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时，把重大使命分解为阶段性任务加以逐步解决，这样就把解决当前问题同实现国家长远目标结合起来，体现了大国外交的气派和风格。例如，在中美建交遇到美国对售问题的干扰时，作出了先建交、再谈判的战略决断，为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又如，习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根据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印度尼西亚的“海上强国战略”等战略对接，使“一带一路”的前进道路越走越宽广。

　　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时需要立足国内，但也需要对接国际，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达到预期目标。中国在从地区大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全球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外交政策的国际对接不断向纵深发展。

　　第一，外交政策的原则对接。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不仅服务于本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服务于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需要并能够走向世界，与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原则进行对接，并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作用、产生影响。例如，中国和中国政府主张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原则，其既符合《联合国》精神，也体现在中缅、中印关系中，并在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中得到延伸。

　　第二，外交政策的讨论对接。中国成立后就参与了重大外交政策方面的国际性讨论和辩论，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主要是在共产国际范围内进行。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数时间内，中国始终重视外交的国际交流、交汇和交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政策交流的经常化和机制化步伐加快。当前，中国积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以及中国与主要发展中地区对话机制等重要平台上宣示和讨论中国外交政策，增加了外交决策的透明度，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第三，外交政策的内涵对接。百年来，国际关系的内涵不断深化、拓展，中国外交政策的国际深度和广度也发生相应变化。中国外交政策目前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教育、环境、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并通过双边、多边、地区和全球机制与世界各国互动对接。例如，中国的经济外交、金融外交、环境外交等政策通过国际对接而产生聚合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

　　在当代世界各国中，中国外交以其伸张正义、重视辩证法和战略思维而著称。在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思想建设任务更加艰巨、繁重，也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在世界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的时期，中国正在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内政外交中坚持实践本原论，始终把实践作为思想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第一，客观分析内外环境和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与内政不同的是，外交受到更多的国际制约，因而需要多维思考和综合分析。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脱离实际的失败实践，如“跑步进入”和“全面出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中国当前已经成为世界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但仍需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谦虚谨慎，冷静观察世界，沉着应对各种严峻挑战。

　　第二，建构总体战略思维和分步实现阶段性目标。中国仍然坚持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最终目标，但是中国的外交思想、方法又是现实和客观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构建”(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总体战略思维。而且，还要根据未来30年两步走的国内战略目标提出相应的外交战略目标。为此，中国外交将继续坚持实事求是，通过量变实现质变的历史性飞跃。

　　第三，坚持战略定力和反对急于求成。当前，中国在外交上面临日趋严峻的挑战和困难，急躁情绪和极端思想抬头。我们一定要牢记习的告诫，坚持战略定力和沉着应对各种挑战，摒弃“十全十美”的理想主义，克服“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躁情绪，积小胜和多胜为大胜和全胜，通过“多步”而实现“到位”。

　　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为中国外交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外交思想源泉，中国强调从历史发展中认识国家兴亡的规律，把握世界发展的大势和进行外交上的自我定位和相互定位。

　　第一，坚持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定位。习在十八届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党现阶段提出和实施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它们都是以我国现时代的社会存在为基础的。”(27)中国外交都要以此为基本出发点，加强相关的思想、理论、战略和政策建设。历史反复证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代人需要重点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但是，当代的使命又必须与未来的使命相结合，这样才能在某些可能和需要的条件下提前介入并承担起未来的历史使命。

　　第二，中国外交思想中的“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的“初心”，体现了中国外交“人民至上”的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28)指出，在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正当权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等重大问题上，要努力作出我们的贡献。(29)习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30)。在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中国更是把“人民至上”的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三，中国外交思想的世界意义。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指出：“习外交思想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结合起来……超越了一国一域的狭隘范畴，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站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道义制高点上。”(31)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外交思想和理论的国际影响和世界意义也将随之而扩大、上升，逐步取代日益落后、反动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崇尚实力、零和博弈、丛林法则、赢者通吃等。

　　中国在内政外交中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科学应对纷繁复杂的全球事务和国际关系。

　　第一，面对复杂形势，首先要抓住主要矛盾。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既要全面了解和认识各种矛盾，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中国在应对中美关系这一外交主要矛盾时，就需要抓住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32)

　　第二，应对严峻挑战，要做好矛盾的转化工作。中国传统的辩证思想中强调祸福相倚，中国的历代领导人更是强调矛盾的转化工作。在未来的思想理论建设中，中国需要在处理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东西关系、南北关系和安全关系时，认识危机中育新机和变局中开新局的辩证关系，提高转化矛盾的理论自觉，丰富辩证法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实现机遇和挑战的建设性互动等。

　　第三，坚持全球的包容发展和对立统一。中国肩负着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历史任务，中国在外交上必然需要有兼济天下的胸怀、合作共赢的思想、和平共处的理念，从对立统一的全局观和世界观出发，真正达到习提出的要求，“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对外工作。”(33)在此基础上，处理好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发展生产和保护环境的关系、坚持真理和宽容待人的关系等。

　　百年来，中国及其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思想理论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发展于中国内政外交的伟大斗争，得益于国际社会对时代进步的探索和推动。在丰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以及国际思想理论的交流中，中国的外交思想理论不断发展，当前已经进入习外交思想的新时代。在新时代，国情、世情加速变化和发展，中国对外关系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展，中国外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的外交理论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探索新命题和应对新问题，从而有效指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展望未来30年及以远，中国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全球大国和全球强国是多方面和全方位的，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进程中，需要更高的实践和理论自觉，需要进一步推动物质和文明进步，也需要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思想理论建设。为此，我们要继续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加强全球性的思想理论交流、交汇和交锋，在推陈出新中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造福于整个人类社会的主流理论，并以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前进，服务于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①《习集体会见博鳌亚洲论坛现任和候任理事》，新华网，2018年4月11日，。

　　②尚伟：《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求是》2018年第10期，。

　　③徐涛：《中国人的时代观》，《学习时报》2018年6月20日，第2版。

　　④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439页。

　　⑦习：《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央广网，2015年9月25日，。

　　(12)《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8—9页。

　　(13)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历史》第一卷(1921-1949)，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16)《198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政府网，2006年2月16日，。

　　(19)《作八大开幕词》(1956年9月)，中国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20)钟之成：《为了世界更美好——出访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23)《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年10月30日，第1版。

　　(26)《中国同国际奥委会关系》(2020年10月更新)，外交部网站，。

　　(27)《习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新华网，2013年12月4日，。

　　(28)：《在开创新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上的伟大贡献》，新浪网，2003年12月12日，。

　　(29)刘华秋：《外交思想：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的典范》，《求是》2014年第16期，。

　　(31)王毅：《深入学习贯彻习外交思想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在习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的讲线日，。

　　(32)《习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6日，第l版。

　　(33)《习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