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ku真人统一

　　ku真人张星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

　　内容提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中国逐步形成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的科学统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关键是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深刻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形成和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科学统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习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①深刻认识党的基本路线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统一,对于我们以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意义。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但是,由于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迷误,党和国家在一个时期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的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受到冲击和破坏。针对这种情况,在1974年11月听取关于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汇报时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②。根据的指示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精神,在1975年3月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发表《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讲话,鲜明地提出了全党全国都要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大局的指导思想。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③把四个现代化摆在“大局”的位置,要求全党全国都要讲大局、抓大局、从大局出发,实际上表达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1978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深入,实现党的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条件逐渐成熟。发展了关于“全党抓大局”的思想,明确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1978年9月,他“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④他还指出:“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⑤的提议得到了中央们的赞同,也得到同年11月至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的热烈拥护。

　　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全会正式决定:“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⑥全会公报重申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正确论断,实际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全会的这些重要决策,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

　　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后,对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保持高度关注,反复强调对经济建设要“死扭住不放”。1979年10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座谈会上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⑦进入20世纪80年代,又强调指出:“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⑧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他再次要求全党“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请同志们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⑨。

　　的这些论述充分说明,他对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而这种认识和信念来自于他对历史和现实、国际和国内、理论和实践、经济和政治等重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分析。

　　第一,“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深刻总结了1957年以后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的沉痛教训,这是他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的重要历史依据。他曾经谈到:“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根据这一历史教训,他强调指出:“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⑩

　　第二,“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对中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以及造成这种差距的历史原因,作了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他指出,“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面对当时的这种差距,指出:“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11)

　　第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科学分析基础上的。1977年12月他在全体会议上指出:“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2)根据这一分析,他反复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开创我国外交新格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为此,他指出:“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国际条件,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真正做到同心同德,坚决地按照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走下去,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是很有希望的。”(13)

　　第四,“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对我国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大等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忧虑。他在提出工作重心转移时谈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14)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15)

　　第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心和信念,充分体现了他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对全国各族人民最根本利益的高度责任感。他针对当时我国生产力较低和人民生活比较贫困的现实情况,尖锐地指出:“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16)他还强调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工作中心转移的战略决策,对我国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后来所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18)“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19)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与实践,为形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一个须臾不可偏离的中心点,为探索和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