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系列上新！《资本主义、剥削与公正

　　ku真人该书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公正理论的思想脉络和现实关切，收录了20世纪以来美国、德国、荷兰等国学者的多篇文章，分别从概念与方法、剥削与公正、全球公正、资本主义公正等四个维度，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阶级、民主和剥削等方面的不公正。

　　该系列丛书共10本，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聚焦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最为关切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十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目前已出版7本：《资本主义、剥削与公正》《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矛盾》《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与反思》《生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当代诠释》《新帝国主义论》《共同体、未来社会与美好生活》。

　　20世纪70年代，一场关于马克思公正观和一般伦理理论的大规模辩论，似乎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却导致国外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批判性发展。除向后马克思主义转变之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也发生了伦理转向。尽管在过去20年迅速发展的全球公正辩论中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但马克思主义公正理论显然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学术存在。本书正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广泛讨论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汇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探讨公正问题的显著特点是，将公正问题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联系起来，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阶级、民主和剥削等方面的不公正性，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探索未来公正社会的基本特征。

　　本书所收集的文章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1）概念与方法：国外马克思主义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伦理倾向，指出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性体现于阻碍个人能力发展、实施阶级压迫以及歧视等方面。（2）剥削与公正：剥削是以权力不对等来不公平利用弱者的制度，是对被剥削者的一种伤害，也是一种利用权力对弱者的支配和奴役，因而它是不正当的和不公正的。（3）全球公正：全球结构性剥削是生产力从向强势群体的强制转移，资本主义富裕国家通过倡导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原则，分享剥削全球穷人所获得的利润，而在确定和执行全球公正原则过程中，国家又发挥着非任意性作用，从而促进全球公正理想。（4）资本主义与公正：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民主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过度消费的社会，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在观念和制度方面已处于黄昏，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

　　经过半个世纪的激烈争论和深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达成了一种基本共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是具有自己的伦理倾向的。尽管马克思对道德话语的蔑视是众所周知的，但正如劳伦斯·王尔德所言，马克思“对道德话语的拒绝是一种策略选择”，而不是“对道德本身的排斥”，而且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隐含着一种伦理思想。哈利尔·易卜拉欣·耶尼根也指出，“马克思有意避免任何道德理论化”，因而“他的规范性道德理论则相对地或者有意地处于理论化不足的状态”。如果否定马克思规范道德理论，那么实际上就剥夺了马克思理论的一致性。因此，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性就不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它体现在阻碍个人能力发展、实施阶级压迫以及歧视等方面。

　　哈利尔·易卜拉欣·耶尼根坚信，马克思不会赞同从道德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要求为被剥削阶级伸张正义，而是把真正的斗争说成是一种历史的、真正的政治行动。王尔德则主张将马克思伦理见解发展成一种自我实现的伦理。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继承马克思“丰富的人类需要”和将人类看作社会存在的观念，从而阐发了她的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在极力推崇努斯鲍姆致力于实现人的潜能时，王尔德也批评她避免依赖任何她认为与政治自由主义不相容的“深刻的人性形而上学”，同时指出，当她将能力方法应用于全球公正时，由于不讨论全球经济实力从而表现出很大的局限性，也就是说，努斯鲍姆的方法对她想要纠正的不公正的结构性原因关注不够。王尔德提倡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框架为基础的激进人道主义，指出实现人的潜能的结构性障碍，而不是利用这种分析的洞见来否认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条件下走向社会公正的可能性。

　　王尔德的观点得到乔治·德马蒂诺的支持和补充。德马蒂诺试图为从玛莎·努斯鲍姆和阿玛蒂亚·森到王尔德等人的能力方法添加上阶级的维度。他认为，阶级问题在王尔德那里是缺席的，但对马克思主义事业来说是很重要的，自我实现并不是个人的繁荣发展和对异化的克服，还应该包括阶级公正（class justice）的实现。德马蒂诺承认，阶级方法属于阿尔都塞主义/后阿尔都塞主义或后结构主义方法传统。“从这一学派的视角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是指剩余的生产、占有和分配。”无产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他们被“隔绝”于政治生活最基本的方面之外，从而被剥夺自治权。马克思主义能力方法允许（如果不是欢迎的话）将阶级公正包括进来，“能力方面的平等意味着，以平等的权利有意识地参与对剩余的生产、分配和占有所做的决定”。完全和平等的选举权必然包括干预政治决策的平等权利。权利由某些人垄断，剥夺了其他人在影响人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发言权，这种制度安排显然是错误的。

　　与阶级平行的另一个概念是身份，如性别和种族等。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发现，“争取承认的斗争”已成为“20世纪末政治冲突的典型形式”，“文化承认”常常“取代社会经济再分配，作为对不公正的补救和政治斗争的目标”。在《从再分配到承认？——“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公正困境》（“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Dilemmas of Justice in a ‘Postsocialist’ Age”）一文中，她阐发了一种“批判性的承认理论”，从而“确定和捍卫那些文化的差异政治，它们可以与平等的社会政治始终相结合”，以拯救社会主义政治。与其他评论家批评弗雷泽坚持经济和文化不公正的分析性区别不同，马格努斯·尼尔森认为，弗雷泽在阶级和身份之间所做的类比是错误的，而且她没有给予阶级不公正特殊的地位，这使得弗雷泽的再分配政治观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对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的理解不一致。尼尔森发现，身份政治对社会主义斗争的唯一威胁，就是把阶级当作身份对待。他主张，在阶级概念和身份概念之间，应该有一个更明确的区分，而这种区分又要求区分不同类型的经济不公正，即阶级不公正（剥削剩余劳动）和处于不同从属地位的身份集体所遭受的经济不公正。从这一点出发，既可以解决经济问题（阶级问题，也包括非阶级问题），也可以解决文化不公正问题，因而对“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状况进行理论上更令人满意的批判是可能的，同时也为激进的政治奠定了更富有成效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剥削就是通过占有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动以牟利，其根源在于获得生产资料的机会不平等。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被迫将其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劳动者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

　　尽管剥削理论是马克思的伟大理论贡献之一，但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就剥削（或一般资本主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道德主张，而且这种解释性说明也成为“一种过时的工具，无法与现代一般性和严格性标准相抗衡”。保罗·麦克劳克林甚至尖锐地指出，迄今为止，对剥削问题的哲学探讨有两大缺陷：一是认为剥削的定义是错误的；二是过分重视马克思关于剥削的论述。他们将剥削概念从一种经济活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使之具有伦理意义，从人际层面扩展到全球层面，并引申出指导实践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剥削是以权力不对等来不公平利用弱者的制度，是对被剥削者的一种伤害，也是一种利用权力对弱者的支配和奴役，因而是不正当的和不公正的。从道德上来讲，剥削是一种不公正，这是一种共识，而分歧在于剥削作为一种不公正所需要满足的条件。

　　安德热·斯托因斯基认为，剥削只能发生在交换公正领域。就交换公正的主体方面而言，公正关系的存在是由于与交换对象有关的各方是平等的，即无论各方的经济、社会或其他状况如何，他们都有权享有同样的权利，禁止侵犯对方的消极自由。就交换公正的对象方面而言，交换公正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是交换的自愿性，同时在交换的过程中不存在强迫/欺骗或利用弱点的情况。斯托因斯基指出：“我们认为，在这种互动中出现的不公正将与没有满足其中一个前提有关，即承认发生不公正交换的必要条件是：（1）双方的不平等，和/或（2）交换获益的非自愿性质。”如果自愿和权利平等的条件得到满足，利益交换似乎就是一种契约，就不算不公正。一种交换是否构成剥削，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以及工人所获得的薪酬没有关系。斯托因斯基参照一种自然信念，即在经济交换领域，得到和应该得到的东西，就是人们愿意出钱购买的东西，从而指出：“这种方法意味着，关于时间、努力或才能的公平回报的思考似乎毫无意义。”

　　既然剥削是一种不公正，那么不剥削的责任有多大？在《回应全球贫困》（Responding to Global Poverty）中，克里斯蒂安·巴里（Christian Barry）和格哈德·奥弗兰（Gerhard Øverland）驳斥了托马斯·博格（Thomas Pogge）关于富裕国家伤害穷人的论点。他们认为，虽然剥削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但剥削给被剥削者带来净优势，对被剥削者有利而不是造成伤害，富裕国家的全球政策不会对贫穷国家的人民造成伤害。因此，不剥削的责任没有不伤害的责任那么严格，如果旁观者有能力帮助穷人但未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他们应受谴责，而剥削者帮助被剥削者的责任可能比那些旁观者的责任要弱。

　　西巴·哈布和罗杰·利兰则主张，尽管剥削对被剥削者总体上是有益的，但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伤害，原因在于它强加了贬低性选择（demeaning choice）和不对称的脆弱性（asymmetric vulnerability）。他们认为，剥削的不当性在于将不必要的伤害强加于人的行为。救助者没有援助的责任却仍然进行救助，任何这样的强制行为都是错误的。“如果剥削造成伤害，则不剥削的责任就具有不伤害责任的严格性。”这意味着那些能够实施剥削的人应当承担重大成本，从而保证不因剥削而伤害。但是，他们同时认为，由于不剥削的责任是可以由第三方强制执行的，因此，虽然富人可能不剥削，但第三方却可以允许甚至鼓励剥削，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对严重造成更大的伤害。

　　保罗·麦克劳克林试图超越马克思关于剥削的叙述，而阐发一种关于剥削的一般规范性叙述。他提出了一个非偏见和非道德化的剥削定义：“剥削是一种社会权力（具有有效的人际关系能力），它涉及A方（剥削者）的能力：（i）从B方（被剥削者）的某些特征中获益，以及（ii）以B方为代价。”麦克劳克林指出，这四个重要因素可能在场，但并非剥削发生的必要条件，即操纵、强迫、脆弱性和伤害。至于剥削是否合理，他则试图论证剥削的道德复杂性：（1）“义务论的”观点认为，把人（或理性的行为主体）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或者，具体地说，当作获得权力或利润的工具，总是错误的；（2）唯意志论观点认为，只有在得到同意的情况下（同样，不论所产生的后果或损失如何），剥削才是合理的，而显而易见的道德反对意见是，有关剥削的唯意志论学说在道德上是空洞的，至少在所谓的社会问题或真正引起公众关注的问题上是这样；（3）我们只可能根据剥削的后果来评估剥削，其中一些后果（如“社会效用”）可能是合理的。因此，无论“尊严”和同意的问题是怎样的，剥削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当然，这条推理路线也有问题。总之，令人困惑的是，“从定义上来讲，剥削并不是错误的，但我们不清楚为什么它在每一个例子中都是错误的”。当然，麦克劳克林的讨论也只是一种探索，要对剥削进行正确的评价，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的伦理体系。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即使从定义上讲，剥削也并非不是错误的。尼古拉斯·弗鲁萨利斯认为，剥削是一种支配形式，支配是为了自我丰富。剥削是奴役的一种红利——一种通过将转化为他们的仆人而获得的强大利益。“剥削之所以是不正当的，是因为它构成了由支配诱发的对他人的单方面服务。”这种形式的奴役必然以劳动时间或劳动成果的形式兑现。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再现了一种结构性困境：要么是受支配的工作，要么是没有工作。资本家支配工人，利用他们对工人的权力，从工人身上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劳动，即最大限度的单边服务。只要这种权力倾向集合体（powerdisposition bundle）是资本主义再生产所必需的，它就是结构性支配

　　在全球层面，国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剥削不仅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是结构性的。资本主义富裕国家通过倡导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核心原则，不公平地将税基主要分配给高收入国家，分享通过剥削全球穷人而获得的利润。他们主张，在确定全球公正原则和以严格而非宽泛的义务来协调配置机构的过程中，发挥国家的非任意性作用，强调国家是促进而不是破坏全球公正理想的。

　　正如钱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Chandra Talpade Mohanty）所说，第三世界女工的劳动构成了“某种全球劳工剥削的基石”。由此出发，梅芙·麦柯文发现，当前的全球公正理论主要集中在不公平的全球资源分配上，而忽视了与个人有关的不公正，所以她致力于一种同时具有结构性和交叉性的剥削定义，以便恰当地确定全球结构性剥削。借鉴女性主义（feminism）、反种族/后殖民主义（critical race/post-colonialism）、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对马克思主义定义的批评以及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和艾里斯·马里恩·杨（Iris Marion Young）的交叉性叙述，麦柯文给出了结构性剥削的定义：“结构性剥削是指较低社会地位群体的生产力被迫转化为较高社会地位群体的优势。”麦柯文认为，结构性剥削以阶级、种族、性别、种姓和殖民征服为轴心，利用的不利地位而掠食。结构性剥削既把被剥削者预先置于社会弱势地位，又把他们定位为社会弱势者，在维持性别化、种族化、阶级化的权力关系的同时，抽取他们的生产力，强化他们的弱势地位。结构性剥削既然是生产力的强制转移，以制度的方式抑制了被剥削群体的自我发展，因而它就是一种压制，也是全球不公正的一种形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倡导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BEPS)原则，主张在进行产生利润的经济活动和创造价值的地方对（公司）利润征税。这一原则得到国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社会模式的支持，因而人们就其适当性达成共识。劳伦斯·范·阿佩尔多恩认为，即使在这种模式下，目前仍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将这一原则作为国际税收制度改革的指导原则。他发现，“全球价值链中的市场价格构成了税基分配的不适当基础”，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在价值链中往往被分配不公平的份额，“该原则不公平地将税基主要分配给高收入国家”。阿佩尔多恩认为，该原则是否合理，取决于确定国家是否有权享有其领土上的生产要素、是否有权享有利用这些要素所创造的价值份额。他认为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一点。如果高收入国家必须将其资源和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重新分配给低收入国家，而它们并没有履行这一义务，那么就不能对其领土上的生产要素享有无条件的权利。即使不受此类职责的约束，国家也只能合法地要求分享所创造商品的公允价值。最后，他赞成进行更加明确的国际税收制度再分配改革，比如采用R.马斯格雷夫和P.马斯格雷夫（R.Musgrave and P.Musgrave）的建议，通过一套国际商定的预扣税率在国家间逐步分配公司税收入，将更多的税收分配给低收入国家，将其作为履行援助义务的一种方式，以便纠正高收入国家分享剥削全球穷人所获利润这一错误。

　　在全球公正原则的执行主体方面，目前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将平等主义公正原则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平等道德要求的有效来源。这种要求产生了明确可识别的全球公正原则，而国家在确定这些原则的内容及其适用方式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莉娅·伊皮认为，幼稚的世界主义者对国家的否定是错误的。伊皮通过强调道德和公正之间的区别试图表明，在缺乏合法集体权威的情况下，世界主义只能产生宽泛的而非严格的义务。她认为，不能忽视现存的政治关系，而国家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类似特殊联合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s）中可以找到的行为主体。国家权威体现的是一种普遍的、强大的和集体的意志，旨在解决各种冲突和要求所导致的僵局，而每个人都必须将道德自我的一部分与所有其他人的道德自我相结合。一般意志所执行的规则是普遍适用的和集体生效的，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因此，她主张以国家主义（statism）来补充和完善世界主义。“如果我们恰当地强调国家为公民之间的政治互动提供相关的环境，那么这对于试图有效、严格地建立世界主义公正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从民主、私有财产、消费等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性。他们明确指出，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民主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过度消费的社会，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制度性利润是以结构性不平等的再生产为前提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在观念和制度方面已处于黄昏，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

　　亨茨·松克尔通过强调民主、资本主义和公正之间的复杂关系来讨论社会公正问题。他认为，只有在分析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对社会公正的概念化才有意义，主要的困境是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他在有意识的社会政治分析中，将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问题作为重点，并将这些问题与基于阶级的结构性问题联系起来，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不能用“分配公正”等来解决。他明确指出，今天我们不能将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称为民主社会，而社会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政策中关于“社会公正”的论述证明了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是可能的。

　　在当前政治哲学家中，很少有人将财产视为本质上的政治问题。马克·德文尼与杰里·科恩（Gerry Cohen）一样，假定财产是政治的本质。他认为财产制度是维持不平等的轴心，主张回到马克思，为非专有权（impropriety）的政治和非专有物的政治辩护。德文尼将财产视为一种偶然的政治干预，认为所有的财产要求都是偶然的，而不是自然的，任何财产制度都不可能有普遍的正当理由。根据定义，财产是一种具有不正当性的制度。它建立了一套财产关系，并依赖主权国家权力来执行对某些人有利的财产制度。就像科恩主张世界是共同拥有的一样，德文尼描绘了一种激进的政治理论，主张民主总是非专有的，必须从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财产制度开始，对政治制度提出挑战，以质疑专有行为的形式和财产制度，并试图寻找另一种世界的存在方式。

　　埃尔克·皮格迈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背景下的消费走廊（consumption corridor）。他发现，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方式，制度性利润是以结构性不平等的再生产为前提的。因此，从结构上来讲，资本主义是一个互相利用的社会。逐利、增长和竞争是一种文化的制度表现，对自我和他人的剥削被规范化并受到制度保护。资本通过持续的不平等进行再生产：大量处于全球金字塔底层的人工作，从而被剥削，以产生收入和消费潜力——不仅为他们自己，也为人口中较富裕的部分。在这种金字塔结构中，大多数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上好日子”，“在有限的范围内幸福生活”成为生态崩溃时期的全球性挑战。皮格迈尔认为，从社会公正和全球健康的角度来看，明智的消费走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难以设想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加速一种不同的共同生活文化，让每个人都能在这种文化中茁壮成长。”由此，他确定了社会变革的四个杠杆点：用研究来揭露、那些保护过度消费和病态的叙述；激活人类解放的愿景；出于团结、同情和爱而促进制度发展；出于对语言和意图变革力量的意识而采取行动。

　　挑战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方式是预言它的灭亡。威廉·麦克布莱德指出，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本身在观念和制度方面已处于黄昏。麦克布莱德以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和弗雷德·达尔迈尔（Fred Dallmayr）两位思想家的著作为基础，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公正、民主等概念，来追溯西方自由主义的当代思想渊源。他认为，罗尔斯强调理想公正而忽视具体的非公正，即使脱离了当前的危机，他的思想也显得很奇怪。罗尔斯拒绝在国际舞台上运用他的公正原则，对不发达国家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万民法》的氛围仍然是有助于美国霸权的实现的。因此，麦克布莱德将罗尔斯的思想演变称为从白天到黄昏的过渡，同时赞成达尔迈尔对社会主义的信奉。他认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理论是虚伪的，从未真正赞成平等的实现，它的核心原则即多数原则存在三个难点——时间难题、构成多数者身份难题和信息难题。他还分析了英国、美国和法国最近的政治演变，指出这无疑在许多方面给西方自由主义带来了恶名。最后，麦克布莱德希望还有时间进行彻底改革，使西方制度摆脱对资本主义的屈从，从而实现“未来的民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或许还有时间，使一小部分真正的西方自由主义者走出来，进入旧金山金门大桥的阴影，深情地仰望暮色的来临”。

　　本书所辑录的文章陆续发表于2008年至2020年间，作者分别来自英、美、德、瑞典、比利时、加拿大、爱尔兰、波兰、荷兰、希腊、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等国家，大部分属于中青年学者，并有四位女学者。中译文直接从原文译出，均为国内首次发表。在此致谢Insan & Toplum、Global Discourse、New Proposals、Annales.Ethics in Economic Life 2017、Ethics & Global Politics、Studia Philosophica Estonica、Review of Social Economy、Neue Praxis、Studies in Social Justice、Sustainability:Science,Practice and Policy、Philosophy of Education等杂志，特别感谢乔治· 德马蒂诺教授、马格努斯· 尼尔森教授、尼古拉斯· 弗鲁萨利斯教授、梅芙· 麦柯文博士、劳伦斯· 范· 阿佩尔多恩博士、莉娅· 伊皮教授、亨茨· 松克尔教授、马克· 德文尼教授、埃尔克· 皮格迈尔博士和威廉· 麦克布莱德教授等作者，他们给予了明确的授权和热情的支持。第12章《民主、资本主义和社会公正：当代社会政治视角》的译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五研究部二级翻译张芃爽，其余均为陈喜贵。对丛书总主编、编委会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陈喜贵，河北正定人，2001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和公正理论的研究，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1卷）：科学社会主义研究 III 》，著有《维护政治理性：雷蒙•阿隆的政治哲学》，翻译《马克思思想导论》（第3版，与郑一明合译）、《社会政治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等，曾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第三版）的撰稿工作，发表学术论文和译文多篇。

　　本书是近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广泛讨论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汇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公正问题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联系起来，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阶级、民主和剥削等方面的不公正性，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探索了未来公正社会的基本特征。本书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间题：一是关于概念与方法，国外马克思主义达成基本共识的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伦理倾向，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性体现于阻碍个人能力发展、实施阶级压迫以及歧视等方面；二是关于剥削与公正，剥削是以权力不对等来不公平利用弱者的制度，是对被剥削者的一种伤害，也是利用权力对弱者的支配和奴役，因而它是不正当的和不公正的；三是关于全球公正，全球结构性剥削是生产力从向强势群体的强制转移，资本主义富裕国家通过倡导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原则，分享剥削全球穷人所获得的利润，而在确定和执行全球公正原则过程中，国家又发挥着非任意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全球公正理想；四是关于资本主义与公正，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并非民主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过度消费的社会，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在观念和制度方面已处于黄昏时代，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

　　第4章.重新思考再分配和承认：阶级、身份与“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激进政治状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特别策划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丛书”（十卷本）。本丛书以问题为着眼点，聚焦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最为关切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十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和未来走向等多个维度，全面展示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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