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理论提出者厉以宁：市场、政府与道德

　　ku真人【三次分配这个概念是90年代由厉以宁先生提出的。这一概念被社会逐步接受。在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中，党中央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厉以宁获得“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的荣誉称号】

　　经济发展通常以一定时期内总产值或人均总产值的增长作为标志，但社会平均数意义上的收入水平掩盖了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从而也掩盖了社会成员之间在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国内外研究经济发展的学者们现在都已认识到这一点。

　　经济发展不是目的本身，经济发展的结果将是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使人们能生活得更好，这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列宁曾经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在这段话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这一句。如果用最简单扼要的言词来概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区别，那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后果是社会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则是走向全体劳动者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所有制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在收入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得以循着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的道路前进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如果背离了共风富裕这一根本原则，带来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后果，那就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而只能被认为是失败的。

　　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则涉及一系列与经济发展战略、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等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首先应当认识到，共同富裕是生产力有较大发展条件下的产物，它不可能同低生产力水平并存。蛋糕小，无论怎样分配，总离不开贫困，只有先把蛋糕做大了，然后再以合理的方式进行分配，共同富裕才可能成为事实。因此，发展经济，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总产值或人均总产值有较大幅度增长，是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前提。

　　其次，应当认识到，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是普遍规律。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各地区资源分布的不均匀，以及由于各个生产单位和各个劳动者之间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的差异，同步富裕是不现实的。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假定一开始就要求共同富裕，甚至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富裕，那么一方面，很可能釆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使得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压抑，经济发展受到挫折，结果谁都富裕不了；另一方面，还有可能采取“多消费，少积累、“分光吃尽”的做法，从表面上看，似乎人们的现期收入增多了，而结果却是限制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使得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从而现期收入的增多只是暂时现象，从长期看，人们依然摆脱不了贫困。

　　再次，还应当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无论是一部分地区富裕还是一部分人的富裕，都是指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致富。假定有的地区依靠滥开釆资源、置生态环境于不顾而增加了较多收入，那么这种致富是与国家有关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的法律是不相容的，这种致富不仅是不正当的，而且必将贻害社会的利益，并且也不可能使本地区持久地富裕下去。假定有些个人不是依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而增加了较多收入，那么这种致富也必然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这种致富不仅是不正当的，对社会有害，而且也不可能起到带动另一部分人致富的作用。

　　最后，应当认识到，即使对于共同富裕，也不能用狭隘的、平均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共同富裕是指全体劳动者都能过上美好的、幸福的生活，而不是指所有各个社会成员的收入都一样多，各种消费资料的占有量都相等。按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项保证，但按劳分配指的是按人们提供的劳动数量与质量进行分配，而不是把收入拉平。所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同富裕的第一种含义是指：尽管有先富后富之分，但所有的劳动者与过去相比，收入都提高了，都能过上美好的、幸福的生活；共同富裕的第二种含义是指：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即使是按劳分配的收入、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得到的收入，也不致于差距过大。

　　于是出现了一个有待于研究的问题：怎样才能保证实现第二种含义上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与市场机制的作用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共同富裕与政府的收入调节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机制对于收入及其分配状况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扩大入差距的作用。

　　从积极作用来看，在市场机制之下，企业和生产者个人的积极性可以被调动起来，效率可以提高，从而对总产值的增长有利，总产值的增长则又导致可供分配的产品总量的增长；此外，在市场机制之下，企业将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动和消费者的意愿进行生产，资源可以得到较充分的利用，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也将改善可供分配的产品的供应状况。

　　另一方面，在市场机制之下，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个人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一定是不合理的。比如说，由于个人劳动努力程度不同和劳动熟练程度不同而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具有合理性；又如，即使在合法经营的前提下，经营者也会因承担风险程度的不同和经营能力的不同而在收入上有差距，这种收入差距也有合理的因素。但不能否认的是，个人收入差距的偏大如果来自机会的不均等，或者来自现行政策所允许的非劳动收入部分（包括雇工经营收入、股息收入、股票升值收入、债券利息收入、租金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就不能被认为是合理差距。对于个人收入差距的不合理部分，固然要设法予以缩小，即使个人收入差距中的合理部分，从共同富裕和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来看，避免这种收入差距过大也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入调节的目的正在于此。

　　市场在收入调节方面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市场本身缺乏一种可以缩小人们收入差距或避免人们的收入差距过大的机制。市场在这方面至多只能发挥以下两种作用。第一，市场可以刺激收入较低的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第二，市场竞争过程中将会出现一些偶然的机会，它们有可能使一些人迅速由富变穷，使另一些人由穷变富，从而缩小人们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在市场可能起到的这两种作用中，以第一种作用来说，它的影响面是有限的，这是因为，一些低收入者之所以难以较大幅度地增加收入，并非由于自己不努力或不愿学习技术、文化，而是由于各人原来的起点不同，环境不同，机遇不同。至于上述市场的第二种作用，那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定人们之间收入差距的缩小纯粹依赖偶然的机会，那就不具有普遍性。

　　为了实现第二种含义的共同富裕，政府对个人收入的调节是必要的。政府进行这种收入调节的依据是：

　　1.政府之所以应对个人非劳动收入中超过一定数额的部分征税，是因为这些非劳动收入归根到底由劳动者所创造。

　　2.政府之所以应对个人劳动收入中超过一定数额的部分征税，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的劳动收入并非唯一地取决于个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资源状况、生产条件、价格水平的不同也会使个人的劳动收入产生差距。

　　因此，政府作为全体人民的代表有理由从中提取一定的比例，把它们用于全体人民。

　　可见，无论是个人的非劳动收入还是个人的劳动收入，只要超出了一定的数额，政府都有理由征收个人所得税或收入调节税。由个人的非劳动收入或个人的劳动收入积累而形成的财产，在继承或转移时，如果超出了一定的数额，政府也都有理由征收继承税或财产转移税。

　　但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不能用平均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共同富裕，不能把共同富裕理解为把人们的收入拉平。这意味着，征收个人所得税、收入调节税，或征收继承税、财产转移税，都应有合理的起征点，有适当的税率，个人所得税率、收入调节税率以比例税率为宜，继承税、财产转移税率以累进税率为宜。

　　由政府进行的个人收入调节不仅包括以征税方式从高收入者那里取走一部分收入，还包括以各种方式对低收入户进行补助、扶植，增加他们的收入或提高他们获得收入的能力。

　　低收入户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低收入地区（贫困地区）的低收入户（贫困户），另一类是一般收入、甚至高收入地区的低收入户（贫困户）。这些家庭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生活是困难的。

　　低收入户之所以成为低收入户，有不同的原因。一般收入、甚至高收入地区的低收入户，可能是由于家庭缺乏主要劳动力或家庭主要劳动力的文化技术水平过低而只能得到较少的收入，也可能是由于家庭遭到某种变故（如家庭成员长期患病、自然灾害、家庭成员死亡）而负债累累，还可能是由于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因经营失败而负债、破产。低收入地区的低收入户，则除了上述原因而外，还可能由于地区经济落后或资源条件的限制而难以增加收入。

　　对于一般收入、甚至高收入地区的低收入户，政府可以根据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给予救济金、补助金，或者，在信贷方面给以优惠，在技术培训方面给以照顾，这样，或者可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或者给他们以获得较多收入的能力和机会，使他们早日脱贫。而对于低收入地区的低收入户，除了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措施而外，政府更应当着眼的，是改变地区经济的落后面貌，为地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在低收入地区经济发展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经济运行机制，而不是单纯的补助款项或单纯的优惠政策。如果低收入地区缺少一种可以导致内部资金积累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运行机制，缺少一种可以提高资金利用率和合理组合生产要素的运行机制，那么来自政府的补助款项或优惠政策往往只被用来缓和眼前的困难，却不足以使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不足以使低收入地区真正脱贫致富。因此，政府对于低收入地区以及这些地区的低收入户的有效的扶植措施，就是促进这些地区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

　　转换低收入地区的经济运行机制通常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这样，企业作为资金投入和再投入的主体，不仅有了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也有了自我约束的能力。

　　第二，要逐步解决低收入地区资源价格偏低、以及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偏高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通过两方面的改革措施来解决。一是调整资源价格与加工制成品价格的比例，使资源价格逐渐趋于合理。二是深化流通体制的改革，疏通流通渠道，减少由于流通阻塞而导致的商品积压和交易成本偏高的现象。

　　第三，低收入地区的经济中经常发生的一些奇怪的现象是：一方面，收入低，积累少，而另一方面，却有相当多的收入用于同陈规陋习、封建迷信有关的不合理消费支出；一方面，资金严重不足，而另一方面，却有不少资金用于兴建楼堂馆所之类的非生产性投资。如此种种，都表明有必要建立与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系统，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措施。

　　当我们谈到政府可以运用个人所得税、收入调节税、继承税或财产转移税之类的税收调节手段来限制某些人的收入过多时，我们考察的重点属于“事后调节”范围。

　　我们能不能除了采取收入分配的“事后调节”之外，还釆取收入分配的“事前调节”呢？

　　第一，对个人从事股票投资的“事前调节”。为防止个人在这方面获得的收入过多而采取的措施，如规定任何个人持股在某一企业股份总额中的最高限额（比如说，千分之五或千分之十），属于“事前调节”。此外，规定某些行业或企业只能由公有经济单位持股，规定某一可以向社会上的个人出售股票的企业股份总额中个人股所占的比例，这些也属于“事前调节”。

　　第二，对个人雇工经营的“事前调节”。可以对雇工的待遇、劳动保护措施、福利状况作出规定，这也有助于防止雇主收入过多。

　　第四，关于工资标准的“事前调节。总的说来，我国职工工资标准偏低，而且等级差别偏小，一般都达不到个人收入调节税的起征点。这里所说的“事前调节是指制定工资标准与工资级差时所应当遵循的原则。复杂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固然要高于简单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但二者收入之比应当适当小于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比。对工资标准和工资级差的这种“事前调节，是合情合理的。

　　第五，关于兼职收入的“事前调节。从长期来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宜提倡有收入的兼职，而应当把职工的精力和聪明才智引向做好本职工作，从本职工作中获得与其劳动数量与质量相称的收入。这既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协调。

　　在讨论共同富裕问题时，我们不可迴避地要接触到一个理论上的难题，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平与效率二者能否协调？

　　第二，“公平”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是同机会的均等相联系的。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人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参加竞赛。

　　第三，在收入分配领域内，“公平”是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的贯彻相联系的。在社会主义现实条件下，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无疑是“公平的”。越能贯彻按劳分配，“公平”的实现就越充分。

　　从上述三个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公平”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公平”，是不存在对劳动者歧视的机会均等性质的“公平”。也是贯彻按劳分配条件下的“公平”。“公平”与平均主义是不相容的，平均主义恰恰违背了“公平原则”。

　　由此看来，“公平”不仅不成为提高效率的障碍，而是可以成为促进效率增长的源泉。。

　　那么，在实际生活中，为什么会出现所谓“公平”与“效率”相互替代而无法兼顾的现象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

　　1.由于按劳分配原则尚未得到认真的贯彻和人们对“公平有错误的理解（如把平均主义理解为“公平”），就会导致所谓“公平”与“效率”的交替。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

　　2.由于按劳分配原则尚未得到认真的贯彻以及政府的收入调节措施没有跟上，造成了社会上的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地偏大，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这可能导致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平与“效率的协调表示怀疑。

　　3.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协调应以合适的经济体制为前提。只有在合适的经济体制之下，资源的配置才能趋于合理，按劳分配原则才能被认真贯彻，机会的均等也才能落实。然而，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逐步完善，是一个过程。在经济体制改革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可能出现某些不协调的状况，这也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即认为“公平与“效率不可能兼顾与协调，而不了解这些不协调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完善过程中往往是难免的。

　　把个人劳动与经营的能力和积极性这一因素撇开不谈，影响收入分配的大体上有三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市场机制。个人提供的劳动数量与质量究竟能得到多少款酬，个人的经营收入的多少，以及个人的债券、股票、存款的利息（股息）收入究竟是增长还是减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都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关。即使从企业职工的收入（包括工资和奖金）来说，虽然这些职工并不同市场直接发生联系，但由于这些职工所在的企业是同市场直接联系的，企业的产品是否得到市场的认可，是否有销路，是否盈利，这一切又会影响职工的收入状况。因此，市场机制影响着收入分配。

　　第二种力量是政府。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反映于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制定工资标准与工资级差，政府所制定的这些标准与级差不仅直接影响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中的工作人员的收入，而且也对非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工资标准与工资级差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如对收入偏高者的收入征收收入调节税等，对低收入户实行救济、补贴、扶植等。

　　第三种力量是道德力量。它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的力量之外的又一种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如果说市场机制的力量主要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作用，政府的力量既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作用（如“事前调节”），又对收入的再分配发生作用（如“事后调节”），那么道德力量则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发生作用，即影响已经成为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收入的使用方向，包括个人间的收入转移、个人的某种自愿的缴纳和捐献等。

　　这里所说的道德力量作用之下的收入分配，基本上不涉及政府的调节行为。当然，政府的收入调节政策可能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假定政府在收入调节政策中有如下的规定，如个人向慈善机构的捐献列入免税范围之内，从而鼓励一些人向慈善机构捐献。

　　在现阶段，社会上可能只有少数人自愿转移出一部分收入，从而对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很小，但从长期来看，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展，道德力量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是会逐渐地（尽管是缓慢地）增大的。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先富者有责任对后富者进行帮助这个问题上来。

　　如上所述，共同富裕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些地区先富起来，也必然有一些人先富起来。

　　先富起来的地区将对其它地区起示范作用，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将对其余的人起示范作用。这些示范作用是重要的，榜样可以对后富者有启示，有鼓励。但仅靠示范作用是不够的。这里所说的先富者对后富者的帮助，更主要的不是指示范作用，而是指具体的帮助。

　　先富者之所以能够先富起来，固然同这些地区和这些人的努力有关，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自然资源状况、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以及政府的投资、信贷和某些优惠政策。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内，政府给经济特区、沿海地区和某些大中城市以较多的投资、信贷，并给以某些优惠政策，以保证这些地区的经济较迅速的发展，是符合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而这些地区先富起来以后，不应当忘记这一点，它们有责任给至今仍然贫困的地区以具体的帮助，使后者也能早日脱贫致富。只有贫困地区也跟着逐渐富裕起来，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先富的地区也才有可能继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先富地区对后富地区的帮助实际上也是自己的经济得以继续发展的一种保证。

　　先富地区对后富地区的具体帮助的形式证实了这一关系。比如说，先富地区可以采取横向联合、技术转让、人才培训、资金融通等形式来帮助后富地区，使后富地区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使后富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和居民购买能力的增大，这些都不仅有利于后富地区，而且同样有利于先富地区。

　　政府在促进先富地区与后富地区之间的横向联合方面是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的。例如，政府可以制定有关的政策，鼓励先富地区的企业同后富地区的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基础进行经济技术协作，直至建立紧密型的企业集团；政府可以组织后富地区的多余劳力，输出到先富地区去从事一、二、三次产业的工作；政府还可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推行某一先富的地区对某一后富地区的“对口扶植活动等等。

　　捐献以外的帮助贫困户的形式包括：个人传授生产和经营技术与经验，个人传递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信息，个人带动相邻各户或本乡本村居民集资建立集体企业（包括一、二、三次产业的企业）等。个人的这些帮助贫困户的行为尽管是分散的、自愿的，但政府仍然可以采取一些鼓励性的措施来加以支持。

　　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共同富裕是一个根本原则。1985年，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平均主义导致普遍穷困，这当然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少数人富，多数人穷，同样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过程中，通过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先富而带动、帮助其余地区和其余的人致富，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