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现代国家理论——重析波拿巴国家

　　ku真人与其说马克思阐述了一个自立性的国家，不如说他指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遍发展趋势。帝国是现代国家最后的形态，这一点与资本主义从竞争发展为垄断、乃至当今的金融形态，是息息相关的。故而恩格斯才如此讥讽地说道：“波拿巴主义是现代资产者的宗教。”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文简称《波拿巴》）是马克思在1851年3月至1852年3月撰写的一篇政文，简述了1848年6月起义直至波拿巴政变为止的事变，该文自发表后在社会主义理论界引起了长期的争论。就马克思个人思想的多个向度而言，此文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马克思在《波拿巴》中的概念、对社会群体冲突的论述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运用等等，在社会主义理论界已有数量甚丰的论述。但该著作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其对波拿巴政权的叙述。

　　对《波拿巴》中的波拿巴国家概念所进行的最经典的解读由托洛茨基所奠定。“所谓波拿巴主义，我们的意思是指这么一种政体：在其间，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原是具有行民主政府的方法所必须的各种素质，但它为了保存本阶级的所有，不得不容忍一个以救世主之名的军方和警察机器不受控制的指令骑在自己头上。这种局面由阶级矛盾变得愈发尖锐的时期所开创。”

　　托洛茨基在《再论波拿巴主义》中将波拿巴国家视为资产阶级社会对革命的应然之举，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完全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形式，为了抵抗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统治而托身于“独立”的国家之下。

　　托洛茨基的意图是论证苏联正是这样一个红色波拿巴国家，但他的解释却成为影响最为持久的解释，后续的解读均未超过托洛茨基的框架，《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等论述马克思政治学思想的著作皆受此影响。密利本德在《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中写道：“波拿巴主义国家的特点是行政权力的极端膨胀和集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词典》的波拿巴主义词条下也做了类似的解释：“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国家的行政部分归一个人来统辖，它对国家的所有其他部分施行独裁的权力”。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俄语：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年11月7日—1940年8月21日）

　　由托洛茨基所奠定的这条理论路径有其合理之处，对于传统理论家所忽视的国家相对独立性作了强调，并且指出了国家权力的膨胀正是现代社会面临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威胁。但既然波拿巴国家是这样一种与资产阶级民主制不同的国家，是“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是阶级均势条件下的产物，那么这便与托洛茨基的工人官僚理论实现了暗合。可以说托洛茨基从马克思对波拿巴的论述中找到了斯大林的存在。因此，为了澄清马克思对波拿巴主义的叙述，有必要回到其文本，尤其是重视马克思的两部重要的国家理论方面的著述《波拿巴》与《法兰西内战》（下文简称《内战》）。“

　　马克思在《波拿巴》中以“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他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使得法国一想到红色无政府状态的可怕前景就心惊肉跳。”概述了波拿巴国家是如何产生，而它又是怎样一种与此前各类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同的政权。

　　波拿巴国家是在革命时代的现代社会倾覆的危险中产生的，资产者在六月起义中勉强战胜无产者后，为了一劳永逸避免这种状况而乞求于警察和军队。因此，波拿巴国家是资产阶级已经丧失长久统治能力而无产阶级革命尚不成熟时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肆无忌惮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资产者为了自己的社会统治而攻击自己的政治统治，这样荒谬的局面并不是来自于拿破仑神话的观念，而是来自于“现在我们想像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那患着商业狂热病的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震聋了耳朵，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力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舍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护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inpartibus〔国外〕的英雄们预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在这种融合、修改、延期、宪法、秘密活动、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弄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疯狂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也就是说正是革命形势下的阶级均势逼迫资产阶级放弃自身的政治统治。

　　马克思在《波拿巴》中波拿巴的最终政变前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叙述了后六月起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小资产者和大资产者的各个集团以议会为中心互相挣扎，最终却使得波拿巴代表的行政权力获得了表面上的社会主人地位。这实际上是一幅国家权力不断强化的图景，每次事变后总是使国家得利。“如果说行政权力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呼吁国民议会转向呼吁人民，那末立法权力通过议会总务官提出法案就是表示从呼吁人民转向呼吁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力，确立自己创建议会军的权力。国民议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定，它自己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

　　恰恰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危机中，国家作为暴力机关的特质充分显现，关于国家的一切多余的迷雾都被破除。正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自己一步步肯定了军队和官僚才是资产阶级自身的主人，也就是说活生生的政治事变造成了国家的强化。由此，波拿巴才得以黄袍披在自己身上。

　　国家已经成为了社会表面上的主人，因此它也要发挥作为一个虚假的全社会代表所独具的阶级调和性。“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波拿巴在选举中依靠农民，在街头运动中依靠，在官厅与银行中和资产者苟合，又营造大型工程以犒劳无产者，实际上又借工程和战争使官吏和军队中饱私囊。这样的一个个孤立的举措，其总和正是说明了波拿巴国家在整个社会阶级冲突调和乃至一般社会生活规划中的重要作用。“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波拿巴得以得到这样空前的权力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可谓互生互利。

　　马克思在《波拿巴》的开篇回顾法国1789年革命的历史时写道：“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库辛、鲁瓦埃-科拉尔、本扎曼·孔斯旦和基佐当作自己真正的解释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

　　这既是对于后革命社会现状的叙写，也是一个寓言。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需要流血的内战才能获胜，由此诞生了罗伯茨庇尔、丹东、马拉、拿破仑等英雄。等到资产阶级的社会已经在法国获胜时，资产阶级却抛弃了旧有的英雄转而拥护路易十八这样一个封建时代的庸人，这实际上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法长久，不是托庇与官僚与军队就是面对革命的倾覆。马克思不只是在这样一个地方表达过他对于资产阶级无法长久执掌政权的观点。“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Liberté，égalité，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Infanterie，Cavalerie，Artillerie！〔步兵，骑兵，炮兵！〕”，此处更是直截了当地显示了马克思对了六月起义的共和国的态度，他将此归结为“哥萨克式的共和国”，即使是资产阶级尚在执掌政权时波拿巴政权的要素就已经随着斗争而强化了。

　　马克思将以上的结果归结为“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这里的共和国指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保守形式就是与封建主妥协下的君主制或呼之欲出的波拿巴国家。

　　既然资产阶级本身政治统治的代表——议会权力的倾覆正是大力革命的资产者本身造成的，也就是说整个1848年革命的下行和波拿巴个人的上行揭示了国家权力的膨胀来自于严酷的阶级斗争，那么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在《波拿巴》开篇对1848年革命不过是对1789年革命的戏仿的论断。“革命是人民群众的节日”（列宁语），革命时人民群众所释放的主动性蕴含了颠覆现代社会的力量，那么资产者为了防止革命这样合乎内在逻辑的演变必然诉诸于国家，即暴力。这使得国家权力的膨胀在资产阶级社会成为了必然。波拿巴国家的出现也不过是这一的逻辑展开。

　　马克思对此这样总结道：“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Dans cinquante ans，l’Europe sera républicaine ou cosaque》〔“五十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论给解决了。它以《république cosaque》〔“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论。无需乎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天的法国是在议会制共和国中就具有了现成的形态的。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

　　确实，马克思正如主流分析一般在文末指出“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抓住马克思对于国家机器独立性的描写和苏联的相似性而不放，忽略马克思花了很长篇幅回顾革命历程所指出的波拿巴国家本身就是被“戳破水泡”的资产阶级国家，就很容易将马克思的分析视为一种对“现代独裁者”的分析。“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文字更能表明马克思对于国家必然跃居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的代表的观点了。“波拿巴主义是现代资产者的宗教”。（恩格斯语）

　　然而马克思的思考并没有停留于此，他将这个庞大机器的存续意义留给了第二帝国长达18年的统治解决，将无产阶级要如何对待这台机器的任务留给了巴黎公社解决。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使得马克思投入了对公社进行援助的政治工作中，这加紧了其在国家理论问题上的思考。传统意见将《内战》作为马克思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典文本，却忽略了《内战》第二手稿中对于波拿巴国家的集中论述，这段论述在正式发表的文本中被论述事变进程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所挤压。

　　相比1851年，马克思更加具体指出了第二帝国所代表的的国家权力膨胀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性：“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取的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既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也同样地贬低一切阶级，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波拿巴国家本身已经成为“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典型，而此时凡尔赛当局所保留的国家机器并不是来自别的地方，正是来自于看似已经死去的第二帝国。

　　“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无所偏袒的样子。”国家的超阶级假象和国家的阶级调和职能正是国家作为社会表面上的主人的结果，因此国家的有限调和也很自然成为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对革命“再”的一环。

　　马克思在《内战》二稿中点明了波拿巴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并将这一现象做了推广。“这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分子对国家资源的掠夺，是造成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荒诞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如果还有人能在阅读了这样的文本后，依然坚持认为马克思旧文本中的波拿巴国家是一种所谓的“现代独裁者”，那么这只能是读者的问题。

　　马克思这里的表述相对于1851年的清楚之处在于，不仅说明了国家的自主性，而且点明这是一种相对自主性，从资产阶级手中脱离的国家权力由于其产生的环境而不得不受到资本主义体系的渗透并把维护现存社会作为自己的任务，资产者的政治统治由而转为了和官僚军队勾结的间接统治，这种分化和工作场合的管理和产权分离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革命这个矛盾体的一面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最后的唯一可能形式——“帝国”“波拿巴国家”“当代政府”，那么营垒的另一面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专政了。正是在上述1851至1871年的思想发展脉络之基础上，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巴黎工人阶级所要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和最的形式，它的最高和最卑鄙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工人应当打碎的已不是旧社会的那个比较不完整的政府权力形式，而是具有最后、最完备形式的这一权力本身，就是帝国。”

　　无产阶级需要打碎旧国家，取而代之正在消亡中的国家，这就是《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半国家”理论的起点。

　　如果我们回到恩格斯与列宁关于波拿巴国家问题上的论述，可以看到两人并没有将波拿巴国家现象视为一个孤例，视为一个仅仅有关资产阶级国家具体形式的问题。

　　“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

　　随后恩格斯论述了美国的情况——美国资产阶级国家正是这样一个波拿巴国家的活生生的体现，一部分政客窃取议会和政府内的位置，表面上代表社会实际上却成为社会的主人。“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考虑到恩格斯已经经历过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并且无数次攻击过俾斯麦国家本质是德国的波拿巴国家，那么恩格斯这段话已经清楚表明了判断波拿巴国家的标准并不是抽象的阶级独立性和是否存在资产阶级民主制——或者说波拿巴国家概念本就是后人的构建，马克思、恩格斯从没有将波拿巴视为一个孤立现象。

　　如果说恩格斯的上述议论是在马克思过世的情况下发表的而不能代表马克思的意见，那便有必要引用恩格斯同马克思在1866年通信中的话：“因为波拿巴主义毕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在没有一个英国那样的寡头政治为了得到优厚报酬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本身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把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宣布为自己的利益。”

　　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第3节中，列宁如此说道：『“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政治机构的某些缺陷，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列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同样，列宁也遵循了同恩格斯一样的理论路径。在《国家与革命》的结构编排中，列宁将对《波拿巴》的解读编为一章，将对《内战》的解读编为一章，后者阐述列宁的“半国家”理论，在前者中列宁则写道：“行政权力，它（国家）的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法国在1848—1851年这3年内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显示出来的，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那种发展过程。”列宁在没有引用《内战》第二稿的情况下得出了和恩格斯几乎一致的结论。很明显这里也并没有将波拿巴政权视为一个特例，而是将其作为需要予以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典例。

　　在马克思的理念中，国家无非是一批人系统性另一批人的暴力工具，而现代国家不过是整个资产阶级的事务所。以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实际经验为基础，马克思论述了现代国家的强化和膨胀，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威胁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双重作用下的结果。不同于后世一些理论路径在国家问题上仅仅将国家简单归结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就不做进一步考察，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成果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更加切实的基础。

　　正如目前的分析所呈现的，对《波拿巴》中波拿巴国家概念的经典诠释更类似于一种后世人的理论构建。但是这一理论路径并非全无意义，其重视国家相对独立性的倾向使得激进国家分析得到了进步，尤其是在苏联的研究上。实际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构成威胁的并不是已经消失的波拿巴政权，而是现实中的“无产阶级专政”——苏联。“斯大林的‘个人政体’意味到什么？……这个‘救主’的客观功能是守卫新生的财产形式，其方法是通过篡夺统治阶级的政治功能。社会主义政体这个准确的特征，不正好同时是社会学对波拿巴主义的科学定义吗？”对苏联现状持反对态度的左翼思想家来说苏联国家性质是个疑难。因此托洛茨基才会在20世纪30年代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以寻求国家理论的新向度。但这种路径的潜在缺陷，使得其忽视资产阶级民主制存在的国家同样不断膨胀的事实。已经有相当丰富的研究表明，普选制存在的资产阶级国家，其国家暴力并不亚于“威权资本主义”，这一点在单独的研究中得以完善。

　　密利本德在其专门研究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写道：“现在人们的生活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多地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无论他们现在希望取得什么成就，大抵都得依靠国家的许可和支持。”

　　他的另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中则写道：“在马克思主义政治中，任何机构都无法同国家的重要性相比……认为国家负有代表“社会整体”的责任，国家是站立在特定的和必然是部分的集团、利益集团和阶级之上，它具有特殊职能既保证这些集团、利益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竞争有秩序地进行，又保证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利益’不受损害。”在这里密利本德已经做出了了和马克思一样的论断，尽管他在波拿巴国家问题上附和托洛茨基。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的分析尽管是对旧议题的再论，所得结果也是对旧成果的复述。/

　　马克思主义如何回应罗伯特•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第八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