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立场ku真人

　　ku真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以及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本来不应该成为问题,但却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形成所谓的“疑马论”。“疑马论”不仅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而且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最终否认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必须进行批驳。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是特指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或反叛,而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指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包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问题,国内外学界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异端说”,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背离或反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他们看来,中国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并没有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设想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更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拒斥和对中国现实及传统的提升,目的在于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使之符合中国情况”,因而,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歪曲、背离或反叛。从本质上看,所谓“异端说”的实质是否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两个异质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和反叛。如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农民化,或者封建化、儒学化;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浓厚的唯意志论色彩和民族主义倾向;等等。这里,我们仅撷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农民化”这一观点进行剖析和澄清。

　　在一些国外学者看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结果,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农动相结合(即农民革命)的结果,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农民化。如费正清就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其主体应该是由已经觉悟了的、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的无产阶级群体组成,而“农民只能起辅助作用”。但是反观中国,中国“把他们的运动建立在农民基础之上。在15年的时间里,中国运动一直是一个农民的运动,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运动。在这方面,它遵循的是革命传统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因此,在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特殊的”,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的“异端”。卡尔帕纳·米斯拉也指出:“毛主义在中国内的崛起则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民化。”

　　不可否认,在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阶级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而且是中国革命中人数最多和最可靠的依靠力量。如果仅从阶级成分来定性和划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可以说是中国领导的农民革命,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显然有所不同。但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承认农民阶级具有与生俱来的愚昧性、自私性、保守性、分散性、落后性等特征,但他们并不否认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和创造性。也就是说,在强大的反革命力量面前,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没有农民阶级的支持和参与是绝对不行的,无产阶级应当主动联系广大的农民群众,动员他们积极参与革命,从而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诚如马克思在考察德国革命形势时所说的:“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列宁同样重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在他看来,农民阶级具有旺盛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没有农民群众这种革命精神,没有他们顽强无情的斗争,那没收地主土地也好,建立共和国也好,实行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也好,都是没有希望实现的‘空想主义’”。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忽视农民阶级的力量。

　　实际上,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农民阶级之所以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是由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一方面,在社会性质上,近代中国不像西方国家那样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独特的国情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只需要推翻本国唯一的资产阶级政权不同,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既要反对帝国主义,又要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毋庸置疑,在这三股强大的反革命力量面前,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必须联合包括人数最多的农民阶级在内的一切可能联合的革命力量,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在社会阶级结构上,在近代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是构成传统封建社会结构的两极。但近代以后,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由此,中国传统社会的两极力量逐渐分化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需要注意的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没有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在总人口中都只占少数,而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则占绝大多数,中国社会阶级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鲜明特征。

　　中国如此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进行革命,而必须联合其他中间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的力量。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开始与孙中山领导的合作,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开展大革命,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大革命最终失败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领导和发动了一系列“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但最终都惨遭失败。这些惨痛失败深刻表明,在农民阶级占全国总人口80%以上的中国,如果没有农民阶级的参加和拥护,中国要领导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正是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伟力深藏于广大的农民群众中,提出,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决不能单纯地照搬和模仿外国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而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到反革命力量较弱的农村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新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农民阶级为主体力量,严格来说并不意味着中国是因袭了所谓的“革命传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非一场纯粹的农民革命。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尽管广大农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体力量,但由于其作为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这一阶级并不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实际上,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新”,一个重要体现就在于它由新的阶级来领导,这就是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农民阶级为主体力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再像传统的农民革命那样推翻一个旧王朝而建立一个新王朝,而是要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中国加强对农民阶级的思想教育,提升了农民阶级的思想觉悟。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个阶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如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单纯的军事主义以及家长制作风等。对此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在看来,要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经常对农民阶级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向他们传播科学的无产阶级理论,保证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路向前进,甚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应该说,费正清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农民化,其实只看到了表象,却忽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和思想教育影响。实际上,中国广泛吸纳农民阶级参加革命,并不是要把无产阶级性质弱化为甚至降低到农民性质,而是要在革命战争中,以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对广大农民群众开展现代性的启蒙,使他们的思维能力和认知方式趋向无产阶级化,从而使农民阶级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得到提升。如在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教育以前,农民并没有阶级斗争的意识,而广泛存在的是皇民意识、宗族意识、东家意识等,给地主交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即使与地主发生冲突,也不会从阶级斗争方面去思考。随着无产阶级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农民开始有了阶级斗争意识,有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划分,有了剥削与被剥削的认识,过去向地主交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做法,而现在则被认为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由此,农民的阶级斗争意识被空前唤醒,广大农民自觉投入到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洪流中。其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农民阶级直接发生了关联,而是马克思主义首先由中国人理解和把握,进而通过教育把马克思主义传播给中国农民阶级,调动他们改造社会和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自觉性,最终促使广大农民阶级思想觉悟的提升,自觉接受中国的领导,并投身革命运动。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农民化,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还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与时俱进。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