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贫困理论及当代启示

　　ku真人在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贫困治理的制度基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脱贫壮举，创造了奇迹；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减贫扶贫事业奠定了丰厚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发起脱贫攻坚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基础，也为全球贫困治理作出中国的贡献。

　　内容提要：消灭阶级压迫与剥削，进而消除贫困与两极分化，实现整个人类自由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毕生的愿望。正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促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深刻批判，揭示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本质和制度根源，并为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实现解放指明了方向。在马克思贫困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贫困治理的制度基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贫脱贫壮举，创造了奇迹；改革开放以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减贫扶贫事业奠定了丰厚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发起脱贫攻坚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基础，也为全球贫困治理作出中国的贡献。

　　作者简介：杜利娜(1990-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17ZDA003)的阶段性成果。

　　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是一部从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发展生产力，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并逐步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面对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无产阶级整体性贫困问题，马克思立足无产阶级立场，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的贫困理论，指出只有从制度上进行变革，铲除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基础，才能最终消除贫困，只有“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①，“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②，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放眼全球，当今世界虽然物质财富已经极大丰富，但仍有数十亿人口在贫困中挣扎，中国也还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亟待脱贫。这说明，物质财富的绝对增长并不必然消除贫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贫困问题的批判并没有过时，对当前我国的贫困治理乃至世界贫困治理依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无疑，马克思所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贫困，与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贫困问题具有根本性区别。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资本家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的，对无产阶级的贫困却采取漠视态度。因此，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无产阶级贫困的再生产。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③，具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打破了此前单一的公有制模式，逐步放开对私有制的限制与禁锢，允许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并变革了以往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这些做法，在刺激了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造成了贫富分化问题。换言之，我国当前的贫困问题，与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和发展有联系，与一些分配上的不公有联系，同时也与一些地方生产力发展落后有联系，在这些方面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贫困现象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反贫困路径的构思，对于分析我国的贫困问题，推进新时代的扶贫事业，对于解决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马克思消除人类贫困的“初心”，可以追溯到中学阶段。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④。后来，在伦敦贫困交加的政治流亡经历，坚定了马克思为人类求解放并消除贫困的决心。可以说，正是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促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深刻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根源。

　　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⑤。正是出于为无产阶级摆脱贫困而奋斗的阶级立场，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针对莱茵省议会判定穷人捡拾树枝为盗窃行为，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犀利地抨击普鲁士专制统治对贫民的剥削与欺压，维护农民权利。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驳斥了那种把代表特殊利益看作浪漫主义的观点，指出：“代表特殊利益会消灭一切自然差别和精神差别，因为这样做会把特定的物质和特定的奴隶般地屈从于物质的意识的不道德、不理智和无感情的抽象物抬上王位，用以代替这些差别。”⑥由于当时的马克思立足于纯粹理性主义的国家理性立场，对贫困问题的思考局限于对所谓国家、法律等抽象的法哲学范围，因而对农民贫困问题根源的分析不免陷入“从主观到主观”的苍白困境。但正是面对普鲁士政府的黑暗统治，促使马克思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正视社会贫困问题。

　　此后，青年马克思开始从国家行政管理层面挖掘社会贫困的原因，控诉官僚特权对劳苦大众的欺压与剥削，并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进行集中论述。马克思指出，“不能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和国家管理机构无关”，其贫困原因必须从私人状况和国家状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因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状况”。然而，与马克思的批判相反，普鲁士管理机构却认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是不治之症，这种贫困状况的原因同它的原则和行动无关。不仅如此，面对贫困群众的呐喊与求助，官僚机构还大加指责，声称处于贫困境地的人们带有“图谋私利”的恶劣动机，过分夸大了对贫困问题的描述，就连他们提出的申诉和请求也是“对国家法律的无理的、有失恭敬的指责”⑦。可以说，正是出于对贫困农民的同情和对普鲁士专制统治的痛恨，马克思开始深入思考贫困问题，并逐步形成了对贫困问题的理论观点。

　　马克思毕生的使命就是为人民解放而奋斗。对林木盗窃法等问题的思考，促使马克思在认识到缺乏实践基础的纯思辨哲学对解决现实问题的局限性，以及理性的法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后，开始注重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思考社会问题。面对普鲁士官僚机构的狡辩，马克思指出：“国家中某一地区的经常性的贫困状况……体现了现实和管理原则之间的矛盾……但是管理机构由于自己的官僚本质，不可能在管理工作范围内，而只能在处于管理工作范围之外的自然的和市民私人的范围内发现造成贫困的各种原因。”⑧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把管理机构即国家的管理不善，视为社会贫困的原因，还通过分析普鲁士官僚制度的落后性、腐朽性，为贫困问题提供了经济、制度批判的切入点。正如1895年恩格斯在《致理查·费舍》中所说：“正是他(马克思——引者注)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⑨可见，对人类幸福和社会正义的追求，是马克思毕生的奋斗目标，正是出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使得青年马克思在对社会贫困问题的关注中，揭开了覆盖在社会问题上的理性主义面纱，开始思考社会贫困与国家、制度间的内在关联。

　　尽管当时的马克思尚未形成成熟完善的唯物主义理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不可避免地停留在理性主义层面，致使他只是表露出为受压迫的贫苦人民寻求法律帮助的迫切愿望，并未触及产生贫困问题的根源，但彼时的马克思已逐步萌生了对黑格尔式理性主义国家观的不满，并开始摆脱唯心主义狭隘性与片面性的束缚。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思辨的法哲学，认为现代国家置现实的人于不顾，只是“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⑩。此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贫困问题开始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对普鲁士专制统治的深刻批判，以及坚决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立场，激发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罪恶的批判，深度揭示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和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通过考察分析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致命危害的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为了糊口，不得已过度劳动，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异化为机器，且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富裕，“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此时，马克思开始看到贫困问题的本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也就是说，造成工人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异化劳动”，因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1)。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产阶级要么受到劳动的折磨(出卖劳动力)，要么忍受贫困的痛苦(当他们被无情取代或沦为产业后备军时)，否则他们就会丧失生存的手段甚至资格。

　　此外，马克思还通过考察所谓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批判了“工人完全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12)的荒谬观点。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忽略了贫穷的社会性，掩盖了工人阶级的贫困是源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通过对私有制与异化劳动的批判，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13)。由此可见，马克思论证了异化劳动如何让人陷入贫困境地又与人的本质异化，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不单单是物质的匮乏，同时也是对人的本质的扭曲。正如他所指出的：“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14)马克思不仅看到了无产阶级在经济层面的贫困遭遇，而且据此分析了无产阶级同样极度贫困的政治、精神和文化生活。

　　总之，正是由于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无产阶级悲惨的现实，驱使马克思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根源，进而批判资本主义产生贫困的劣根性。

　　在《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和资本》《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通过对无产阶级贫困化现实的考察，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本质、规律及制度根源，并据此作出治理贫困的思考，从消除贫困，到实现人的解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提出了以制度变革来消灭阶级剥削和发展生产力等贫困治理路径，从而形成了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高度统一的贫困理论。该理论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生产目的，揭露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贫困化是不可根除的痼疾，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贫困问题才有望根除。

　　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批判了经常在资本与劳动、政治经济学与之间摇来摆去的小资产者——蒲鲁东及其为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辩护的改良主义思想，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两重性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即“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15)。此外，马克思还批判了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上简单套用黑格尔辩证法的错误思想，例如他宣称平等是原始意向、天命目的的思想，并把机器看作分工的反题，从分工中推论贫困的混乱逻辑等。此后，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提出了“雇佣劳动”概念，旨在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必然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化。1847年出版的《雇佣劳动和资本》既是对上述两本著作研究贫困理论的发展，也标志着马克思开始注重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贫困问题。

　　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以工资为切入点，展开对资本及其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分析，揭示了工人阶级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必然结果。通过讲明工资以及商品价格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进入了研究的核心概念——资本。他认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劳动的创造物，资本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接着，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即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但是，资本与雇佣劳动根本不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相反，“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因为，工人不只生产产品，他还生产资本，“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通过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16)。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揭示了资本家如何巧妙地利用工资这一障眼法，剥削工人创造的除了劳动力价格以外的价值。对工人阶级来说，那种以社会地位降低为代价换来的工资增加和物质生活改善，只能导致“横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17)。由此，工人阶级陷入贫困成为必然。最后，马克思还通过分析生产资本增加对工资的影响，指出资本家为了在竞争中获利，往往采取分工细化和改进机器的手段。然而，分工细化后劳动的简单化以及机器使用的范围扩大，导致工人只能通过激烈竞争存活，以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就像森林似的越来越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越来越消瘦”(18)。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事实，对资本主义剥削下的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总结。他明确指出，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内在原因及制度根源；贫困问题因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因而，贫困问题的解决必将伴随资本主义制度的覆灭。

　　首先，马克思考察分析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困的状况与性质。以棉纺织业为例，马克思考察了英国棉荒历史时期，工人所遭受的由机器带给他们的“极端贫困”“饥饿待毙”“工资低微”“威胁解雇”(19)等悲惨遭遇，分析了在现代工厂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过渡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劳动部门如何通过把劳动时间延长到工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来大量生产价格便宜的产品，把工人工资降低到仅够糊口的最低限度；资本家如何培育出大量处于后备状态的贫困人口，使其或者被迫遭受非人的劳动摧残，或者丧失劳动资格而穷困堕落，“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20)。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困状况的分析可见，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对资本家而言是财富积累的历史，对工人来说却是贫困积累的历史，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抗争史。

　　其次，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作为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理论支点。剩余价值的发现，明示了资本家占有的社会财富不是所谓资本的功劳，而是对工人阶级血汗的榨取，是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作为马克思最伟大的两个发现之一，剩余价值论超越并推翻了古典经济学坚持的“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21)错误观点。

　　马克思指出，正是资本家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逻辑，导致了工人阶级沦为机器、陷于贫困。为阐明剩余价值与剩余价值规律是导致资本主义贫困化现象不可根除的内在原因与基本规律，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一方面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一方面导致的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资本积累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因为“资本是死劳动，它就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22)。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与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增长的关系是成正相关的，资本积累的动机源于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由此，资本积累的趋势必然是通过采用先进技术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则是造成资本家大量榨取剩余价值使工人阶级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

　　最后，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贫困的重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其丧失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被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农民丧失土地等生产资料，逐渐沦为劳动贫民的过程，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总之，正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迫使农民变成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工人，从而导致那些丧失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只能依附于资本，并被资本迫使增加异己的敌对力量，伴随着资本财富积累的扩大沦为贫困人口。

　　通过上述对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及资本原始积累的论述可见，资本主义私有制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制度性根源。

　　马克思不仅指明了资本主义贫困化的制度根源，还从消除贫困，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制度改革、发展生产力和消灭阶级剥削等贫困治理路径，为无产阶级指明了整体脱贫的实践方向，形成了旨在消除贫困和贫富分化，最终实现人类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

　　第一，把制度革新作为贫困治理的首要前提。马克思透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问题的现实考察与逻辑论证，指向了更深刻的制度批判，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作为“价值增值的狂热追求者”，资本家不仅不满足、不止步于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反而通过扩大再生产进行资本积累，更大限度地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正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榨，导致两大阶级间的矛盾对立以及无产阶级贫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由此，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以资本主义制度的覆灭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首要前提条件。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制度，符合社会发展的生产关系，才能对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才能促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在新的社会制度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第二，把消灭阶级剥削作为贫困治理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的剥削之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同时，资本主义的高生产率和倒行逆施的发明、发现，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免除极度贫困的任何保障，以至于资产阶级的关系狭窄到不能容纳它本身造就的财富。

　　由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贫困化是资产阶级剥削的必然结果，而消灭阶级剥削则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在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的同时，必然要消灭阶级以及它本身的阶级统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中的一切人免受阶级统治的剥削、压迫之苦，保障社会财富的均等分配，即随着“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23)，现行社会的种种弊端在新的社会制度将彻底根除，工人阶级贫困化问题也将不复存在。

　　第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贫困治理的根本手段。“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的基础。”(24)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社会的发展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就是利用较之封建社会更发达的生产力，创造出了庞大的资本主义财富，同时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赤贫。因此，无产阶级要摆脱贫困化的命运，也必须抓住生产力这个推动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建立与生产力基础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里实现人人享有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