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乔榛：中国领导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的唯物史观诠释

　　ku真人原标题：【理论探索】乔榛：中国领导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唯物史观诠释

　　摘要：中国领导中华民族走过的百年历程，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现正迈步在强起来的新时代。理解中国的百年奋斗为什么能够成功，有利于弄清中国在未来发展中如何继续引领中国走向更大的成功。中国坚持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从唯物史观所把握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中才找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正确道路。这其中包含的奥秘是，中国在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论的过程中，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生产力的核心地位，努力为发展生产力创建制度基础、提供有利条件；坚持以人民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发展目标和落脚点聚焦到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心上来。

　　中国百年奋斗历程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使自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实现了从向西方列强卑躬屈膝到重新站起来的飞跃，进一步使一个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逐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现在正开启着使一个富裕起来的东方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新征程。中华民族百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关键在于有中国的领导，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华民族取得如此成就，关键在于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从中找到了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规律的方法论，即唯物史观。正是在这一认识人类社会的科学方法论指引下，中国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带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恩格斯把马克思一生的理论贡献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提出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唯物史观；另一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认识的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指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史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充分肯定以及对唯物史观原理核心的陈述，表达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个全新认识。

　　在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之前，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包含在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观。该历史观有三个基本内容：（1）世上万物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性，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整体运动结构。历史是进步的，且是绝对精神这一权力意识自主地存在于万物之中的体现。（2）历史性的重心并不在个体或诸个体之间（即所谓的“主体间性”），而在于超越个体又与个体不分离的逻各斯。这种逻各斯是一种融合了古希腊目的论与中世纪上帝主体性的力量，它以一种不断在新层面上回到自身，即不断“终结”的方式存在。（3）逻各斯是一个主体，是整体运动的根据所在，是西方整个形而上学的最高实现。黑格尔的历史观属于唯心史观，逻各斯或绝对精神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且他对历史发展的理解终止于普鲁士专制社会。因此，对黑格尔的唯心史观的批判是马克思建立正确历史观的逻辑起点。马克思首先对当时流行的黑格尔体系批判加以总结，他指出：“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的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它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在马克思之前，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因为没有找到一种范式革命而无法实现超越。马克思在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从改变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范式为出发点对其进行批判性的继承。这正如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清理时所指出的：“我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的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的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在这种唯物主义转向的前提下，马克思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有了这一新的世界观，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才有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才有了他的第一个重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这一被恩格斯誉为“达尔文式革命”的发现，提供了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表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同样，理解意识形态，也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但这一规律并不是可以清晰地把握的。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人们是无法在这个复杂的现实中轻易发现这个规律的。即使是人们清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原理，但在现实中也无法找到与之清晰对应的具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如果只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这一规律的变化，似乎可以在历史事实中找到某种对应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轨迹；但是，当把这一角度调整到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则很难说怎样的生产力应该对应怎样的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实运动十分复杂，无法简单地说某种水平的生产力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不仅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相匹配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且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运动中还有其他的现实因素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如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因此，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只是知道其包含的基本原理，重要的是如何将这一基本原理运用到对现实的分析中。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很高的智慧，还需要有一种尊重现实、根植于人民群众的理念。

　　中国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接受了“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审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的奋斗历程课发现一个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就比较顺利；相反，脱离了中国实际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建设就会遭受挫折。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关键点在于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其中，中国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获得的教训，充分地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准确运用的重要性。中国在百年奋斗中带领中华民族实现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转变，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准确把握和科学运用。当然，这也是在不断探索中才获得的理论真谛。现在，回过头来看，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运用，是中华民族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最深刻的理论根据。

　　近代中国经历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西方列强的入侵对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东方大国造成巨大冲击，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对中华民族的灾难，在中国诞生之前也曾有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敢于牺牲，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没能找到一种正确的理论指导，他们探索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都受到挫折。如何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必须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其中，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战争之前，按照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1820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33%，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为什么这样一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却在战争中一败涂地？对此，人们做过各种各样的探讨，分析过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便是生产力水平的差距。战争前夕，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力结构的重大变迁，1820年，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产的就业比重分别为37%、33%、30%。在工业中就业的人数虽然低于农业，但根据工业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事实，三次产业中的工业生产总值要大于农业生产总值。与英国的情况相对照，中国在战争前夕，还是一个标准的农业国，也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庞大的经济规模主要是农业贡献的。当一个工业国与一个农业国相遇时，它们的生产力水平处于不同层次，发生军事对抗时的结果不言而喻。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竟在第一次战争中输给一个来自遥远西方的英伦岛国；不明白这一点，自然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中国诞生之前探索中华崛起之路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

　　洋务运动是国人在认识到中国失败源于“船不坚炮不利”而尝试的复兴之路。表面看来，洋务运动掀起的是一场工业化运动，也是一条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但是，这条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并不是内生的，也缺乏发展生产力的基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供了一个发展生产力的基本逻辑，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促进的逻辑。任何社会要发展生产力，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支持。洋务运动，是建立在一个封建专制的制度之下，二者不仅不能相互适应，而且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如此，洋务运动失败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特殊的是，洋务运动的失败并不是经济运行的一个结果，而是因甲午战争的战败而终止。

　　洋务运动的失败让国人认识到单纯地发展生产力是难以将国家引向富强的。既然生产力发展必须与生产关系相适应，那么变革生产关系就成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的必要基础。然而，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去检讨洋务运动这场工业化失败的原因，而是从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去分析其为什么失败。固然，清王朝的专制制度是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个原因，但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的工业化探索，那么其必要的基础一定是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的建立。而这样的基础在当时远没有形成。因此，专注于戊戌变法的国人在没有群众基础的情况下必然会失败。而其之所以没有群众基础，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处于小生产的发展阶段，其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基层群众与这场政治变革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