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专访】于沛：开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新境界

　　ku真人于沛，1944年生于天津，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原副会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世界史研究》《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产生和发展》《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关于史学社会价值的理论思考》《近代中国世界历史编纂（1840—1949）》《历史认识概论》《西方史学史》《经济全球化和文化》《于沛自选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西方史学思想史》《当代中国世界历史学研究（1949—2019）》等。

　　近日，围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理论及其发展趋势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研究员应邀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于老师好！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主编的六卷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出版以后，好评如潮。您能否简要谈谈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过程。

　　于沛：《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六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5年度创新工程重大成果之一，是国内外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理论指导、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研究实践的多卷本学术著作。这套丛书出版以后，影响比较好，获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和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等奖项。

　　2021年是中国建党百年，10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民主革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任务是粉碎的文化围剿，历史使命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给予历史的支持；旗帜鲜明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完全适用于中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云激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运而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时代的产物，是和中国的诞生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产生起，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由中国革命性质和社会性质论战，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论战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历史发展经过了哪些社会形态，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制社会”，以及“商业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与专制社会”等。这直接涉及如何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社会的性质；而论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等，和政治论战交织在一起，是对“文化围剿”的“反围剿”。

　　第二个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历史揭开崭新的一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使命是：在全国普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高潮中，通过历史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在全国人民的心中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认清历史发展规律，自觉地投身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出现学习马克思主义热潮中，继续开展“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有了新的意义和新的特点。“中国社会史论战”讨论的诸多问题，都不可避免地涉及“五种生产方式”“五种所有制形式”，或“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五形态论”），总之，都涉及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涉及是否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助于人们在新的历史环境中，认清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研究，就像1954年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发刊词中所说的，迎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迎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高潮到来。通过历史的、实证的研究，重视历史发展规律，在全国广泛地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大的普及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与之风雨同行，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全面、系统、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将其视为一个严密的科学整体；马克思历史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广大史学工作者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从以往对马克思历史理论基本原理模糊的、不确切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解中解放出来。

　　第三个阶段，改革开放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和改革开放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点回答了三个问题：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更加自觉地、更加充满信心地走向世界，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改革开放是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这是历史潮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要为改革开放提供历史上的理论支持，给予历史智慧；更加证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历史科学的指导思想，是历史科学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科学的、严密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因为它揭示了历史矛盾运动的真理，只有唯物史观才是找到理解复杂的人类历史现象的钥匙。

　　第四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阶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科学为党和国家的“两个大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予历史的支撑，提供历史的智慧。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它的重大的研究成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战略资源，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前途，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人文素质的提高。中国传统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生成的沃土，而非已逝的凝固之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有机结合，揭开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崭新一页，成为古老的中国史学的现代存在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它承载着新的使命，在新的文化选择中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

　　中国史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其研究成果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兴衰的重要的战略资源。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历史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中国社会科学网：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请您谈谈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解？

　　于沛：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演变中，有三次划时代的深刻变革。第一次是由智人演化为原始人，人类由此进入原始社会。第二次是原始社会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后，进入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亦即延续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社会”。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大变革就是现代化，即传统社会经由现代化进入“现代社会”。现代化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人类从农业社会（传统社会）到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信息社会等的历史巨变。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其根深蒂固的偏见是“东方停滞落后”“西方先进发达”，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是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普遍道路。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100年前中国诞生时，就把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现代化运动的新一轮高潮。中国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激荡的背景下，及时抓住机遇，自觉地融入时代潮流，大踏步赶上时代，砥砺奋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彻底打破了只有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这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光明前景，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中华民族的独献。

　　中国社会科学网：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您如何看待大历史观？

　　于沛：近年来，“大历史”在西方史坛盛行一时，西方史家的大历史，是将自然史与人类史结合为一种单一且宏大的历史叙述。大卫·克里斯蒂安等史学家的各种大历史的著作竞相问世，在传统的人类文明史研究中独树一帜，一些重要作品已多有中文译本。2014年，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为大历史撰写了第一本高校使用的教材《大历史：虚无与万物之间》，这本教材提出历史叙述的新框架（从宇宙大爆炸到互联网时代的138亿年的历史框架）时，提出“大历史的八大门槛”。“门槛”（threshold）, 是 “复杂性渐强”的门槛，即大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八大突破”，依次是：大爆炸，宇宙的起源；星系和恒星的起源；新化学元素的创造；太阳和太阳系的出现；地球上生命的出现；智人的出现；农业和农业革命；通向现代性的突破，现代世界。美籍华人黄仁宇笔下的大历史（macro- history）与大卫·克里斯蒂安等西方史家的大历史（big history）不同，黄氏认为其“大历史”是相对于“micro- history”（小历史）而言，更多地是强调用“中前左后右”的综合方法去观察历史，而对“细端末节，不过分重视”。“必须在长时间的范围内，综合考察决定历史走向的各种因素，通过分析和比较，来探究历史的真实面目”。

　　今日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种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人类文明站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当代中国历史科学也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立足中国、关怀人类；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时代风云的内在关联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辩证结合中，探究历史规律的“大历史观”应运而生。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辩证统一，“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它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大历史观则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无论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还是从中得出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都赋予其时代的、民族的和学科发展的新内容，而不仅仅是历史认识领域时空的扩大或延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大历史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与时俱化的新的增长点。它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统领下，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外国史学（包括“大历史”等在内的西方史学）的积极成果，使之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成长为建构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的核心内容。

　　因此，我们的“大历史观”与大卫·克里斯蒂安等西方史家“八大门槛”的大历史（big history），与美籍华人黄仁宇“中前左后右”综合方法的大历史（macro- history）不同，其理论要点是：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时代风云的内在关联中；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辩证结合中，去探究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中国社会科学网：史料与理论，对历史研究来说缺一不可。那么对于当下中国的史学发展，您觉得两者中哪个更需要加强？

　　于沛：任何史料派离不开一定历史观的指导，任何史观派都是建立在详实的文献史料基础之上的。论从史出，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传统，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所以我觉得，当下史料与理论，这两个方面都需要加强，而且要特别重视历史辩证法的研究。

　　在中国史学理论方面，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上刊发了一篇长文《历史认识的辩证法阐释》，恩格斯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也就是说，离开了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不完整的，唯物史观一定要和辩证法结合起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才能够得到实现。

　　中国社会科学网：目前，数字化史学迅速发展，有人说，当今世界已然步入了数字人文时代。在您看来，新媒体以及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历史学有何影响？

　　于沛：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潮流、历史趋势。中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数字化史学即将要取代整个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方法；另外一种极端态度是对数字化史学完全忽视，不去理它，不去管它，对数字化、大数据历史研究根本不予考虑，他们认为过去几百年、几千年，历史学都是这样发展过来的，还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我觉得这两个极端看法都是不可取的。

　　现在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数字化史学已不单纯是一种方法，一个新的历史观念正在出现——历史研究的视野正在扩大，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范围更加广泛，提出越来越多的新选题，历史学传统界限越来越模糊，历史学和相关学科的融合会越来越深化，速度也越来越快，整个历史科学在人类文明建设发展中的作用（它的社会功能）会越来越凸显。但是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需要科学的、基本的要素，就是实事求是，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认真谨慎对待。因此认为数字史学很快就要取代传统史学，这恐怕不太可能。另外一种认为可以忽略数字史学，因为过去一直是这样，那也是不对的。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里，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局，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正在加快重塑世界，包括历史科学，也不可避免地要在这种加快重塑世界的过程中做出自己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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