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学习 “四史学堂”（二）

　　ku真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肃清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完全统一；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完成土地改革，进行社会各方面民主改革，实行男女权利平等，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并肩战斗，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

　　党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五三年，党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四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九五六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领导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党领导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和巩固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广泛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我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实施几个五年计划，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科技不断取得突破，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人民得到壮大和提高，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确立中国大国地位、维护中华民族尊严提供了坚强后盾。

　　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党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推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推动形成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党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作出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尊重和赞誉。

　　党充分预见到在全国执政面临的新挑战，早在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向全党提出，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党加强干部理论学习和知识培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增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自觉性。党开展整风整党，加强党内教育，整顿基层党组织，提高党员条件，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浪费。党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这些重要举措，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前夕的10年中，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建设了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的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业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前7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

　　中国在这10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接着，他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他又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在领导纠正“”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指出了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朱德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邓子恢等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所有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中央在调整国民经济过程中陆续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至今对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1957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八大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中国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和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1960年冬，中央和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随即在、周恩来、陈云、等的主持下，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1962年1月召开的有7000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此外，还给被划为“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分子”帽子。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1963年至1965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1965年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是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并且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号召由于“”爆发而没有得到实行。

　　这10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为首的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时期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中央的领导集体。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个人。这个时期，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的发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航向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冲破迷雾、劈波斩浪、一往无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三步走”发展战略······一个又一个创造性思想成果，引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向城市稳步推进，各方面建设和改革全面推开，经济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瞩目成绩，但改革开放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回答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这个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二大把20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实现四个现代化改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小康目标，从战略思想上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速度和发展目标上急于求成的问题。围绕实现小康目标，提出了“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焕发了农村的活力，但滞后的观念和体制的束缚，成为横在城乡之间的鸿沟。1983年1月2日，党中央“一号文件”把各地实行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式统称为“联产承包责任制”，统一了党内外对农村改革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识。1983年10月下发《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在农村设立乡政府。1984年3月发布《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指出乡镇企业要和国营企业一样。增强企业特别是增强大中型国营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科技与教育是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问题。1985年5月，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抓一批“短平快”科技项目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请示》，被称为“星火计划”。11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个高技术发展计划，即“863计划”。1985年5月，党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及实施，标志着教育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我国义务教育制度。

　　这一时期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1984年5月，正式确定开放天津、上海、大连、青岛、宁波、福州、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定。198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至此，我国初步形成由“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构成的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对外开放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大。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现行宪法。这部宪法规定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国家的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责等重大问题，是对1954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继承和发展，史称“八二宪法”。

　　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党的十二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建设。

　　党中央明确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

　　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这次整党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经过努力，全党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得到初步改善，8万多名有知识、懂业务、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被选拔到县以上各级领导岗位，党的建设出现新局面。

　　党的十三大阐明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明确了党在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为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引。

　　1987年10月中国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出概括：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简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时代主题变化与新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从激烈对抗走向缓和，世界局势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党的十二大、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基本完成了对外政策的调整。这一时期，中国在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1983年至1989年，中国同1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建交国总数达到137个。

　　提出“一国两制”构想。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1年9月30日，发表谈话，阐述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1982年1月，在会见海外人士时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破坏他那个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首先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开辟了新途径。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回归进程启动之后，澳门回归问题也随之提上日程。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5年，扩大会议作出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将指导思想由过去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要求充分利用和平环境，走精兵之路，提高军政素质，增强军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作战能力。经过1980年、1982年两次裁军，军队员额从602万减少到400多万。1987年1月，作出《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进一步明确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地位、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等，是新时期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1988年，出台《关于加快和深化军队改革的工作纲要》，提出军队改革的总任务的“三个适应”要求。1988年7月，《中国人民军官军衔条例》正式出台，从当年10月1日起人民正式实施新军衔制度。这一时期，人民军队实施了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在保卫国家领土主权斗争中出色地履行了职责。

　　1992年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开放；提出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提出判断改革开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明确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向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从党的十二大到南方谈话这一阶段，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定“三步走”战略目标，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人类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跨越。

　　1841年，23岁的马克思拿到了博士学位。由于学习成绩十分优秀，在校期间已经在不少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毕业后就被刚刚创立的《莱茵报》聘去工作，不久就成为该报实际上的主编，这是马克思一生中谋得的第一份工作。但是，年轻的马克思没有沿着这条人生道路一直往前走。

　　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谴责政府不关心百姓疾苦，甚至剥夺了百姓捡拾枯枝当柴烧的权利。文章发表后，招致普鲁士政府的强烈不满，很快就查封了报纸，马克思被迫辞去了主编工作。1843年秋，被赶出《莱茵报》大门的马克思携新婚妻子燕妮来到巴黎，准备创办《德法年鉴》。为此，他不仅研究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且认真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他哲学、历史学著作，他还经常深入到巴黎郊区的贫民区、工人家中、小酒馆里旁听一些工人秘密组织的会议。这是马克思第一次同革命工人的直接接触。

　　在《德法年鉴》创刊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在上面发表了自己的文章，两个伟人的名字第一次并列在一起。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合著一部新书《神圣家族》。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完成了对过去哲学思想的批判，开始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

　　1845年1月，马克思因为参与编写《前进周刊》，对德国的专制主义进行尖锐批评，招致了普鲁士政府的不满，要求法国驱逐马克思。就此，马克思流亡到了比利时，开始居住在布鲁塞尔。这年4月，早已厌倦经商的恩格斯也离开了曼彻斯特，赶到布鲁塞尔与马克思会合。

　　1846年，28岁的马克思和26岁的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在这本书里，他们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阐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1847年1月，一个名叫“正义者同盟”的神秘组织派特使来到布鲁塞尔，请求马克思、恩格斯帮助改组。同年6月，“正义者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改名为“者同盟”。11月，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马克思、恩格斯出席大会，并被推选为同盟领袖。大会委托马克思、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一份新的纲领——《宣言》。1848年2月《宣言》发表，标志着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跨越，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888年，恩格斯对这句话加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利用他们揭示的唯物史观考察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势在必行，已经变得目标可期、触手可及。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必然”的结论。在他们看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状态。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流亡了3年之后，第二次来到巴黎。当时，在法国革命影响下，德意志各邦也爆发了革命运动。为了近距离指导德国革命，马克思怀揣由法国政府颁发的护照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

　　回到德国后，马克思立即创办《新莱茵报》。1849年5月19日，报纸被迫关闭，马克思再次被驱逐出境。此时，巴黎已经不欢迎马克思，他只好孤身来到伦敦。接下来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

　　生活的艰难并没有挡住马克思创作的热情。他想知道为什么创造了财富的工人却无法拥有财富？究竟是什么窃取了他们创造的价值？马克思花费40年心血，浏览了大量理论著作，经过深入研究终于完成了《资本论》这一不朽的理论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工人养活了资本家，而不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资本家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资本论》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奠定了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在《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的前三年，1864年10月，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成立，史称第一国际。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灵魂和实际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第一国际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支持和帮助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开展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丰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与国家学说。

　　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了72天，但它在历史上的伟大意义是不可磨灭的，马克思曾满怀深情地说：“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巴黎公社废除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机构，建立了军事、财政、粮食、司法等10个委员会，实行政教分离，赋予妇女选举权，规定公社委员实行普选制，而且只能领取同熟练工人一样的工资。

　　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成立，这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成立的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寄予厚望并给予直接的理论指导。为了维护党的纯洁性，他们先后同党内的尔主义、杜林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分别写了《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理论著作，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化。1883年3月14日，65岁的马克思躺在安乐椅上永远地睡去了。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央专门举行纪念大会。习在纪念大会上指出：“马克思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缔造者和国际的开创者，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

　　习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