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 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ku真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唯物史观不是一般的历史观，而是看待历史的总的观点，是分析历史的总的方法。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研究历史，要找出历史的规律性的认识，要找出历史的前进的方向，要看到历史的本质，不要被历史的许多表面现象所迷惑。怎样用唯物史观指导民国历史人物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我没有深入研究，谈一点个人想法，请学者批评驳正。

　　民国时期很短暂，从1912年到1949年，只有38年，如果从历史上的朝代角度看，那只是一个短暂的“朝代”。1949年至今，中国现代的历史已经走过了7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已经超过了70年。我们今天有信心说，民国历史只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时代。我们分析和评价民国历史人物，这是一个角度。

　　我们不能因为民国历史短暂而轻视它。我们也不能用旧朝代的观点看民国历史。民国是推翻清朝皇帝制度后建立的，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试图在中国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不很成功，孙中山后来也对它很不满，但民国在本质上与封建帝制的旧朝代是有区别的。民国是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过渡时代。没有民国，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直接从清朝产生。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制国家不能直接接续封建时代，只能直接接续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国时代。

　　我在思考中国近代史的规律性进程时，提出了近代中国经历从“沉沦”到“谷底”再到“上升”的基本规律。我认为这是观察110年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年《辛丑条约》签订，是近代中国历史不断“沉沦”的时期。从《辛丑条约》签订到1920年，是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的时期。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经过了中国“一大”和中国“一大”，近代历史明显出现了“上升”趋势。“上升”趋势最明显的标志，一是中国成立，“二大”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目标;二是“一大”召开，实现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明确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国共合作明显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但是“上升”的道路不是顺情直遂的，“上升”中也有曲折，有时是“上升”与“沉沦”相交织的。在我看来，十年内战时期是“上升”与“沉沦”的交织，“沉沦”因素略占优势;八年抗战时期主要是“上升”因素起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上升”与“沉沦”相交织，“上升”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这三个时期有一个核心问题:反帝。坚持反帝，代表着“上升”;放弃反帝，代表着“沉沦”。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放弃了反帝，它代表的是“沉沦”的力量;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仍旧坚持反帝反封建，它代表的是“上升”的力量。抗战时期，蒋介石及其政府虽有动摇，仍坚持了反帝(抗日)，这代表着“上升”;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蒋介石及政府抗战，主导了抗战时期的“上升”趋势。所以说，抗战时期的总的趋势是“上升”的。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及其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坚持反对和平、发动内战，要消主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坚持和平，反对内战，赢得了全国民心，也赢得了内战，赢得了全国的和平。显然，这个时期代表“上升”趋势的只有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要强调一句，“上升”时期虽有曲折，但“上升”的历史趋势谁也改变不了。民国时期恰恰处在“谷底”后期，以及从走出“谷底”转到“上升”的时期。在思考民国历史人物评价的时候，应该参考这个基本规律。民国时期虽然短暂，道路曲折，活动在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存在着各种面相。

　　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共识。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组成部分，分析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也要放在这个框架下来认识。当然可以主张现代化视角，用这个视角看历史人物，也与国家要富强的历史任务相契合。但是，只强调国家要富强，忽视民族要独立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把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分割开来是不可取的。主要的原因是它不符合历史史实。评价民国历史人物只强调国家富强的一面，忽视民族独立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以上所述，反映了民国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基本观点或者标准。其一，是历史前进的观点和历史发展的观点。顺应历史前进的人物、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在历史上的评价，一般来说，应该是正面的，应该是肯定的。由于民国时期是历史的过渡时期，本身存在着曲折性、反复性，有的曾经起过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人，在某个时期又起过相反的作用。在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时，就要分析，这个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大呢，还是拉历史后退的作用更大些。如果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更大些，我们就要基本上肯定他;如果拉历史后退的作用更大些，我们就要基本上作出否定的评价。

　　其二，历史联系的观点，即把握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从全部总和的认识中联系具体的事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的联系。任何一个个别事实都可以建立某种观点，如果这个个别事实不与历史的全部总和相联系，那样的个别事实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不拒绝“碎片化”，也就是历史细节，只要这种“碎片化”或者历史细节是与全部事实的总和相联系的，就是好的，否则，这种碎片化的东西真好像断了绳索的一串铜钱一样，洒在地下，让人看不出所以然来;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渺然飘去，无所踪迹。这就是说，评价民国历史人物，要拿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连接起来。符合这个历史总趋势的就要肯定，不符合这个历史总趋势的就要否定。总之，要做出具体分析。

　　其三，阶级的观点，阶级的分析方法。这在讨论民国历史人物的时候，也是不可忘记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主线或者历史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这是无可否认的。凡是站在反帝反封建一边的历史人物，就是革命的，或者就是支持革命、同情革命的，换句话说，就是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站在历史的正义一边;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边的，就是反革命的，或者不革命的，换句话说，就是站在人民大众对立面的，就是站在历史的非正义一边，是开历史倒车的。用阶级观点看问题，还要指出，要分别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联系与区别。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人，一般是要肯定的;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更是要肯定的。我们注意到，有的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接着继续革命，又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有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有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持反对立场，这就需要做出分析。

　　我们看民国人物，不能只看方面的人物，还要看方面的人物，还要注意第三方面的人物。第三方面的人，有的依靠而走向失败，有些跟着走向胜利。民国方面的人物，除了政治、军事方面，还有经济、科技，还有思想文化、学术、艺术等方面的人物，我们都要依他们各自的表演，看他们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还是逆历史前进方向，判定他们是历史前进的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我个人以为，评价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只要掌握了上面几个基本点，就是把握住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孙中山，领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起到了推动作用。孙中山一生虽然不无缺点，但是从政治角度而言，他基本上是一个应该全面肯定的人物。孙中山的学说，大体上分为筹划辛亥革命的旧和提倡国共合作的新，他的思想是在前进的。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批评，孙中山学说漏洞还是不少的。所以，孙中山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被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所利用。

　　袁世凯，在推动清末新政方面起了促进作用，客观上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好处，但清末新政的主观目的是挽救封建朝廷的统治。袁世凯在判定革命势力难以阻挡时，在促成宣统皇帝退位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他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违背自己赞成共和的誓言，革命派，妄自称帝，是严重的历史倒退行为。辛亥革命打开的历史进步的闸门，被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打乱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是革命党人事后的反思。辛亥革命本来可以作为近代中国“上升”的标志，被袁世凯的称帝抹黑了，导致了民国初期的混乱局面。如果没有称帝行为，袁世凯大体上还可以作为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来评价。因为有了称帝，袁世凯只能是一个拉历史倒退的人物，是一个被历史否定的人物。

　　溥仪，清政府被推翻时，只有6岁，很难要求他个人对历史负责任。但是，他作为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肯定他。1932年他在日本胁迫下建立“满洲国”，成为“康德皇帝”，配合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考虑到他在新中国被改造成为新人，政治态度有根本转变。盖棺定论，可以给他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评价，但那时他已经不是民国人物了。

　　黎元洪，我觉得从辛亥以来百年历史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黎元洪有必要说三句话:第一句话，黎元洪在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以后乃至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大总统期间，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言，有大功无大过。第二句话，在此期间，无论是对湖北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的认识，都有过错误，但是对于坚持和维护共和而言，都是小过。第三句话，在武昌起义后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家，他未能做好思想准备和必要的历练，在治国理政上，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不能成为一个治理转型期大国的有作为的政治领袖。

　　对黎元洪来说，他拥护共和、坚持共和、维护共和，最重要的表现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反对张勋复辟。黎元洪无法反对袁世凯称帝，但他可以坚持自己民国副总统的立场。这在中华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是一个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问题;是坚持民国副总统，还是接受洪宪帝制的“武义亲王”，这是一个历史大关节，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这是涉及推动历史向前进，还是拉历史倒车的大问题。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就要看在历史的大关节点上，是坚持历史前进的方向呢，还是向后看，走历史的回头路。在这里，黎元洪和袁世凯，代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一个是新时代的代表，另一个则是旧时代的代表。新时代的代表为历史所肯定，旧时代的代表为历史所唾弃!

　　蒋介石，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民国历史上起过十分复杂的历史作用。他1924年受孙中山之命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25年起，投入东征、北伐，著有战绩，成为晋升之阶。1927年至1949年，统治中国22年，是民国时期在国家负责岗位上时间最久的领导人。1949年后，长期主持中国台湾政务，直到1975年去世。作为民国历史人物，在蒋介石生前或者身后，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各异，全盘肯定者有之，全盘否定者亦有之。在今天，不仅在中国大陆，就是在中国台湾，也是众说纷纭。总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当初国共对立政治的逐渐淡化、冷却，随着各种档案史料的公开，学术上的研究，逐渐走向客观。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也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对蒋介石的评价，我考虑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高举反帝除军阀的旗帜，以北伐扫除北洋军阀时期的混乱局面，谋求中国的统一，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任何党派和个人适应了这个方向，就是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蒋介石在这个时期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对历史是有贡献的。1924—1925年，他支持过。孙中山在世时，他发表过很多左倾的言论。他在日记里写过，中国、中国都是革命党。他仿照俄国革命，把中国称作布尔什维克，要起领导作用。既然都是革命党，就应该携手并进“打倒列强除军阀”，但是到了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他的态度就起了变化。他是用的面目掩盖了中的实质。他利用广东湖南农动的胜利气势支撑了他东征北伐的成功。他担心的实力越来越壮大，他的面目逐渐暴露，1927年4月就对反目，发动反革命政变，夺取了国民革命的完全的领导权。南京政府建立后，他又花了十年时间妄图“剿灭”。如前所述，十年内战，他完全放弃了反帝方向，致力于对内消灭敌对势力，主要是消灭。他在这个时期的“努力”，是完全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是从中华民族的全体利益出发，还是从党派的利益出发?凡是从中华民族全体的利益出发，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发展前途的党派和个人，就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是进步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蒋介石在局部抗战期间，积极，消极抗日，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错误的;在全面抗战期间，抗战第一，第二，虽然把抗战坚持到底，但他不积极支持抗日，不积极支持发动人民群众抗日，还存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发动了几次高潮，以皖南事变达到顶峰。可以说:在全面抗战期间，蒋介石功略大于过。

　　第三，经过八年艰苦抗战，赢得了抗战胜利，人民盼望和平，是组织各党联合政府，走和平民主建国的路，还是坚持走、个人独裁的路?只有坚持联合政府主张、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党派和个人，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蒋介石在这个时期，用重庆谈判、政协会议掩盖他的面目，不接受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坚持路线，调兵遣将，一意孤行地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消灭。发动内战是丧失民心的，结果许多中间党派和知识界人士都站到一边。用并不精良的武器，靠千百万老百姓支持，在战场上消灭了远多于自己的军队。不仅没被消灭，由于丧失民心，蒋介石、得不到民众拥护，无法在大陆立足，残部败走台湾。在这个时期，蒋介石没有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而是逆历史潮流的。

　　第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美国干预下形成海峡两岸暂时分离的局面，是坚持一个中国，坚持中国统一的方向，还是放弃一个中国原则，走台湾分裂的路，这也是评价蒋介石的一个重要原则。蒋介石坚持了民族立场，抗拒了美国“台湾地位未定”的政策，也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蒋介石的这个立场是可取的，同时，他坚持“复国”的立场也存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场国内大革命的结果，政府被彻底推翻，残余力量逃到(台湾地区习惯于用“播迁”来掩饰)台湾地区，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南明残余势力。从国际法来说，由于国内革命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被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历史遗产，包括属于它的土地和人民以及一切属公物件。这就像中华民国当年推翻清朝政府一样，民国继承了清朝的土地和人民以及一切属公物件，尽管当时台湾还在日本统治下。1945年日本战败，按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退出台湾，台湾回归中国。1949年后，尽管还有曾经代表过中国的一些人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盘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小块土地上，而且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支持，还在联合国占据着新中国应有的地位，但是从法理上说，在台湾的那股势力已完全丧失了代表中国的权力。中华民国的法统被国内人民大革命完全推翻了，中断了。

　　对这个客观事实，蒋介石心里清不清楚呢?他是清楚的，尽管他口里不这么说，日记里也不这么写。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人)对这一点清不清楚呢?也是清楚的，甚至比蒋介石更清楚。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旧金山和约”谈判取得基本共识后，美国安排日蒋之间“议和”，日本政府服从美国对华政策并从自身需要出发，不承认台湾“政权”代表全中国，在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和平条约”中明确规定该条约只适用于台湾“政权”控制的地区。这是所谓“吉田书简”的基本精神，这个所谓精神，又是美日两国之间一致认同的。但是，蒋介石并不认同这一点，而是坚持“台湾当局”代表全中国。蒋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一个虚幻的想法，在对日谈判中面对美、日的压力，不能不接受日台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不能不在“适用范围”这个现实面前低头，不能不承认自己不能代表全中国，乃至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乞求。

　　回到人物评价上来，蒋介石及其一伙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小块土地，抗拒统一，虽然他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那个立场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这是应该给他正面的评价呢，还是负面的评价?

　　1949年以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主题性来说，他已经不是民国人物了。虽然他在台湾还挂着“中华民国”的招牌，按照中国历史的正统论，那个“中华民国”已经是伪的了。

　　我认为，从盖棺论定来说，如果简单地以功过论，蒋介石过大于功。有人评价蒋介石，有大功，有大过，给人以功过平分的印象，似乎很公正。不惟别人，我过去也有过这种想法。如果用唯物史观来衡量，这种两分法是形而上学的，缺乏辩证法思维，缺乏对蒋介石一生综合地分析，不能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去分析人物。貌似客观公允，其实是不够客观，不够公允的。有人拿说蒋介石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抗战后要下山摘桃子的比喻，批评的说法不科学，在这种语境下对比毛与蒋，正面为蒋介石评功，这是欠妥的。蒋介石、在1938年武汉失陷以后是否消极抗战，是否发动高潮，是否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答案是有大量历史事实做根据的。1938年以后，蒋介石、在重庆大后方，、八路军在抗敌前线，抗战胜利后，却不准许八路军就近收复失地，只能由独占胜利果实，把它比喻为下山摘桃子，不是很形象吗?

　　汪精卫，跟着孙中山从事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活动，是有贡献的。在“一大”前后，也是有贡献的。关键是，九一八事变后，他凛于日本的强大，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组织“低调俱乐部”，反对民族抗战，全面抗战开始不久就投降日本，在南京建伪政府，为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效劳，大大削弱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他是历史不可饶恕的罪人。

　　，也是民国历史人物，他一生一半跨在民国时期，另一半跨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民国时期，他是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历史人物。虽然在内几起几伏，但是他始终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一边，力挽狂澜，推动历史的前进。他个人虽然有缺点，对历史的具体判断不一定十分精准，但对历史的宏观把握是很到位的，他是无愧于历史的。新中国的样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样态，中国的样态，基本是按他的思想来确定的。他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贡献，超过了孙中山。如果加上社会主义时期，盖棺论定，的评价可以三七开，也可以二八开。他的历史功绩是彪炳史册的。

　　陈独秀，是一个比较悲剧性的人物。他在清末从事反清运动。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是领导人物，是第一任领导人。他在推动国共合作中是有贡献的。但是，还在初期发展中，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缺乏经验，又无法反驳共产国际依据自己的经验发出的一系列指示，在国共合作后期犯了错误。在发展的初期，这种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完全可以留在党内，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起，继续奋斗。但是，他秉性刚烈，受不得夹板气，个人英雄主义严重，由失败滑到怀疑马克思主义，走上托洛斯基道路，这个错误是严重的，也是令人扼腕叹惜的。抗战期间他坚持抗日立场，虽愿意回到，又不愿意检讨错误。盖棺论定，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建党初期的贡献还是要肯定的。

　　周佛海，是“一大”代表，后来投入，再后来投降日寇，成为汪精卫的左右手。此人当然不可正面评价。

　　张国焘，是早期领袖人物，在发展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在党内错误不断，个人英雄主义强烈，在红军长征后期犯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如果留在党内，检讨错误，继续奋斗，犹不失为一个正面人物。关键时期走错了一步，投降，背叛，成为一个不可挽救的人物，一个不可正面评价的人物。

　　张澜，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民国成立后反对袁世凯称帝。1941年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前身)，张澜任主席，积极靠拢，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他反对发动内战、独裁。1947年与一起，拒绝参加伪，民主同盟旋被政府宣布非法。1948年宣布响应五一口号，积极参与筹建新中国的活动。新中国开国，成为国家领导人。这是一个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积极投身的人士，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之一。董必武、吴玉章也是这样的人，区别只在于，董、吴二位在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的创党人物。

　　郭沫若，是民国时期左翼文化人的代表。国共合作时期，他是积极的参加者。十年内战时期，他被迫逃亡海外，埋头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方面，做出了表率，被称为“中国的恩格斯”。抗战时期，他回国参加抗战，成为国内文化战线的领导者。作为民国时期的左翼文化人，他是一个完全值得肯定的人物。

　　陈寅恪，出身官宦家庭，祖父陈宝箴曾任清末湖南巡抚。他是历史学家、大学教授、唐史专家。他在历史大势上信任，不愿意跟着去台湾。终生研究历史，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记得2006年3月我在胡佛研究所看中国驻纽约前总领事张歆海档案时，看到陈寅恪在香港写给张歆海的长信，表示生活困顿，对前途极悲观。这大概是他选择留在大陆的思想因素吧。像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愿意留在大陆，跟着，尽管不信马列主义，还是一个值得正面评价的人。

　　1.评价民国历史人物，要立足整个民国历史时期，既要评价人，也要评价人，还要评价其他政治身份的人士，也包括学术界人士。评价标准基本是一样的。不要以为，只有人才是民国人物。极少数人在网络上赞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形成所谓“民国热”，那只是一种虚幻的外表，不反映线.虽然民国时期是从“谷底”走到“上升”的时期，民国时期毕竟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又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的时期。评价民国历史人物，要正确拿捏这个历史时期的定位。如果存在用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种取向是不可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各种人物的成长，等等，都是民国时期不可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