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人物 高一涵—ku真人—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下）

　　ku真人高一涵是中国较早关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之一。1919年11月，他在《太平洋》杂志发表《俄国新宪法的根本原理》，向国人客观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社会制度，一一批驳各种抨击十月革命的谬论。高一涵，1917年起受聘北京大学，曾任政治系教授、北大丛书编译委员会委员等。

　　有人认为俄国新政府是无政府主义，高一涵旗帜鲜明地指出：俄国是“劳、兵、农代表会议的共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绝不是无治主义的国家”。也有人认为俄国新政府是“独裁政体”，高一涵义正词严地揭示：俄国的劳、兵、农会议是“人民公举的代表”，在国内占最大多数，联合这种大多数人组织合议制的政府，是一个共和政府，绝不是什么独裁政体。还有人污蔑俄国新政府“公妻”“女子国有”，高一涵驳斥道：俄国的婚姻条例，让人自由结婚，承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这各种污蔑“连一点儿影子都没有”。

　　高一涵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较早的成员之一。1920年3月，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高一涵经常参加研究会的活动，指导研究会成员学习马克思主义。1921年11月，高一涵在北京政治研究会上讲演《历史的变迁》，号召大家详细研究实行的方法，“以使世界大放光明”。1922年5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高一涵前往讲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24年5月1日，高一涵又到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演讲，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问题。

　　1922年5月5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并请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高一涵几位教授到场讲演。

　　因为经常发表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高一涵上了北洋军阀政府的“黑名单”，被“特别照看”，军警经常跟踪他，但他毫不畏惧，继续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推动社会思想进步。

　　面对张东荪挑起社会主义论战，反对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反对创建和开展运动，高一涵坚定地站在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阵营，发表《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的我见》，提出中国可以不经过西方资本主义，也能达到社会主义，不必把欧美的资本主义罪恶重演一遍。

　　高一涵和李大钊是老相识。1915年，在日本的李大钊读到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等文章，对高一涵的学识见解和激扬文字颇为欣赏。李大钊得知他仍然在东京，就到处察访，辗转询问半年多，终于在他租住的地方相见。两人相谈甚欢，纵谈国事，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

　　1916年9月，高一涵应李大钊邀请来到北京。两人租住在皮库胡同一间小房子里，编辑出版《宪法公言》杂志。高一涵先后发表《省权与省长》《大总统选举法刍议》等文章，试图通过制宪的办法确立国家政治体制，实现救国理想。他们还参与地方自治法规的起草，由于受到守旧派人物阻挠，草案最终被北洋军阀政府否决。1917年年初，《宪法公言》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出完第9期之后被迫停刊。

　　1917年1月，章士钊在北京复刊《甲寅》，改为日刊发行。高一涵和李大钊一起，受章士钊邀请，担任《甲寅》日刊主笔。他们在朝阳门竹杆巷4号新租了一间屋同住，共同撰稿。当时正值“国会”审议宪法草案，高一涵结合政局，阐述其立宪治国思想，倡导责任内阁制，抨击军阀干政。可惜，因为6月张勋复辟，《甲寅》被迫停刊，不到半年时间，高一涵撰写多达23篇社论，其创作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他们两人在编辑《新青年》期间也是好搭档。1919年，他帮助李大钊筹划主编《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完成“专号”各篇文章的逻辑论证和完善。高一涵与李大钊多次合作，相知相助，共同倡导思想启蒙，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支持李大钊的事业。后来，李大钊从事党的活动，为革命事业四处奔波，两人深入交流的机会少了，但是他始终关心李大钊的安危。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李大钊被执政府卫队打伤。高一涵得知，急忙赶去探望。

　　1926年年底，大革命的形势如火如荼，高一涵受李大钊影响，决心南下参加北伐。他先在上海与高语罕取得联系，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后又到武汉，任教于武昌中山大学，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编译委员会主任委员。

　　1927年4月，李大钊英勇就义。5月22日，高一涵等人在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举行烈士追悼大会，各界代表3000多人参加。高一涵在会上发表《报告李守常同志事略》的长篇演讲，他以翔实的资料，热情讴歌了李大钊光辉的一生。报告分两次发表在5月24日、25日的汉口《民国日报》，第一次向世人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第一次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细节公之于众。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武汉陷入。高一涵前往上海法租界避难，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任法政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一涵曾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江苏省副主委兼组织部部长，省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为政协和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文来源于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风云人物》，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第133—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