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走向黑格尔的道路

　　ku真人作者简介：都岩，女，辽宁丹东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讲师，北京 100091

　　原发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20213 期 第 70-79 页

　　摘要：20世纪初，罗素、摩尔提出了广受分析哲学接纳的“创始神话”：全面否定传统形而上学是新哲学得以创立的前提。黑格尔哲学被视为旧哲学的代表而成为批判的标靶，逐渐被冠以形而上学集大成、法西斯主义先导的标签，很长一段时间无人问津。直到60年代，由于分析哲学对形而上学态度的转变，以及与大陆哲学的交流加强，引入黑格尔哲学反思分析哲学日益暴露的原子主义和自然主义问题逐渐成为潮流，并产生了以布兰顿推论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成果。综观黑格尔哲学研究在分析哲学界的沉寂和回潮的过程有助于深入理解黑格尔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变迁。

　　分析哲学存在着一个“创始神话”，即它是通过彻底拒斥以黑格尔哲学为集大成的传统形而上学而诞生。为此，20世纪早期分析哲学界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否定性甚至是漫画式的描述，这种风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顶峰。平卡德直陈过去在学术圈内长期存在的对黑格尔的陈词滥调都是严重的误解，黑格尔之所以在当今显得如此神秘，与分析主义对其不公的对待不无关系。①随着分析哲学的发展及其自我批判的深入，20世纪后半叶，分析哲学内部开始思想解放，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再阐释和再评价，丰富其理解，恢复其名誉。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黑格尔的形象发生了颠覆性转变。在新的图景中，黑格尔是使现代性自身成为思考对象的第一位哲学家，并依旧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的思想是透视我们时代问题不可或缺的经典理论资源，有资格被不断地再现实化。以黑格尔哲学研究为中介，分析哲学对自身的理论前提——经验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与欧陆哲学的对话持续加深。

　　一、分析哲学的“创始神线世纪末，在德国学界将黑格尔视为“死狗”，呼吁“回到康德去”，试图以新康德主义替代因黑格尔哲学式微所产生的真空之时，英美哲学界曾热情的拥抱过黑格尔。1865年，斯特林的《黑格尔的秘密》于英国开启了新黑格尔主义的潮流。随后，格林同穆勒的经验主义展开了长期论战。布拉德雷于1893年出版了《现象与实在》，据罗素回忆，当时一流的学院哲学家大多都是黑格尔派。

　　英国经验论的传统根深蒂固，不久，依靠数理逻辑和常识运动，罗素和摩尔对主张新黑格尔主义的英国观念论进行了集中的批判。1898年，二者双双“背叛”了康德和黑格尔，他们坚信事实是离经验而独立的，并称远离黑格尔使他们逃离了“主观的监牢”②。之后，波普尔等人对造成两次世界大战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切反省，认为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应对如此重大的历史悲剧负主要责任。

　　作为英国观念论的“屠龙之士”，罗素与摩尔着力从两个方面突破新黑格尔主义：一是极端整体论，认为真理只能通过绝对自身而不是任何组成部分予以把握；二是内在关系论，视外在关系为非实在。二者统一于黑格尔的有机体理论。虽然在批判的侧重点上，二人不尽相同：罗素着重否定一元论，摩尔否定唯心论，但他们共同认定全面否定传统形而上学是创立新哲学的必要条件，从而奠定了分析哲学对待黑格尔哲学的基调。

　　首先，二者均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是陈旧的，不符合现代逻辑理论。罗素将逻辑视为哲学的本质，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通过批判旧逻辑建构新哲学。传统逻辑的构成方式是在诸多已存的选择中挑选其一，同时否定其余，罗素称之为消极的否定；新逻辑旨在设想出新选择的可能性，是创造性的。罗素将赋予逻辑学以多元论的意义称为“逻辑内部的革命”③。新逻辑学拒绝规定世界是什么，而是自由的设想世界可能是什么。传统逻辑一元论的错误在于认同一个基本的本体论假设：宇宙是有机的统一体，各个不同部分相互适应，共同协作，在整体中成为自身。有机体理论将世界作为一碗轻触一处便整个颤动的果冻④，而罗素斥之为贫乏的想象。罗素相信每个部分都有其不依赖整体的独立意义，这就是他提倡的逻辑原子论。分析哲学将原子主义视为本质的、奠基性的原理。所谓分析就是将整体的各个部分予以分解，并运用弗雷格等人创立的现代逻辑对各部分的关系加以清晰、严格和系统的论证。

　　其次，导致黑格尔实践哲学错误的根源也在于有机体理论。在黑格尔哲学中，部分与整体虽依存，但关系并不对等。整体有超越于诸部分的独立地位，同时定义部分，将部分作为实现整体目的的手段，认为部分一旦离开整体便是无意义的冗余。传统伦理学以之为基础，将“善”定义为与他物的关系，关系项中有终极定义资格的一项是自然客体或超感觉的形而上学客体。在摩尔看来，传统伦理学犯了自然主义和形而上学谬误。他认为“善”是自明的，不以与他物的关系来定义，“善”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黑格尔的整体学说和以之为支撑的整个传统规范伦理学“必须断然加以抛弃”⑤。“毫不夸张地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G.E.摩尔的道德哲学定义了分析哲学中伦理学讨论的基本框架”⑥，确立了分析哲学对黑格尔实践哲学的拒斥。

　　由于被视为逻辑实证主义衰落的原因之一，波普的“证伪主义”在分析哲学史上享有独特的地位。不同于曾为新黑格尔主义的罗素等人，波普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并不局限于理论层面。早在黑格尔在世时，叔本华就否定黑格尔的根本动机和认知水平，将黑格尔哲学贬低为纯意识形态的“疯狂”臆想。波普对此深以为然，他称黑格尔在玩弄一场“政治游戏”。作为“普鲁士官方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研究受到“不可告人的动机的驱使”⑦，即为统治者利益进行辩护。

　　二战期间，为了“纪念各种信仰的或各个国家或各种族的无数男女，他们在历史定命的无情规律之下沦为法西斯主义和的受难者”⑧，波普完成了两部著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以黑格尔为中枢的西方哲学进行了全面的清理。他称，黑格尔哲学同时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极权主义负有责任，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纳粹分子抱有的民族主义负有责任。因为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西方哲学的传统是历史主义，这种哲学声称能发现历史规律并做出历史预见，所以都是封闭的体系，导致了极权主义。历史主义有两种版本，右翼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左翼的马克思主义，二者“都直接回溯到黑格尔的哲学”⑨。历史哲学有源自黑格尔哲学的两大“智慧之柱”：辩证法和同一哲学⑩。辩证法的意图是自由的操纵一切矛盾，如果矛盾不需要消除，反而是通向进步的必要方式，就不可能有论证和批评，是强制的独断论；同一哲学主张的“对立统一”学说在波普看来毋宁为“强权即公理”，是为了将现存的秩序视为唯一的可能而为之辩护。

　　罗素、摩尔和波普尔的观点塑造了20世纪英美学界对黑格尔哲学的普遍看法——完全逆时代潮流和科学精神的形而上学家、专制主义哲学家、法西斯主义的先驱。此后多年，英美哲学家拒绝进行严肃的黑格尔研究，并认为想要达到分析哲学的明晰性和严格性，只能凭借彻底避开与晦涩神秘的欧陆哲学的接触。这种印象越出了英美学界，在全世界哲学研究范围内得以巩固，乃至也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大规模传人，黑格尔很快成了明日黄花。彼时康德哲学在英美学界的认知科学和政治哲学讨论中已有相当分量，以至于80年代有将黑格尔视为康德的对立面而非继承者，甚至提出“要康德，不要黑格尔”(11)的极端呼吁，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共鸣。

　　罗素和早期维特根斯坦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直接导致了作为分析哲学前期最主要的流派：维也纳学派的创立。1929年，该学派发表了《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宣言。根据维也纳宣言，科学世界观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存在着只来自经验的知识，它以直接的给予为基础；这就确立了合法的科学内容的限度。第二，它以应用某一种方法为标志，就是逻辑分析。”(12)该学派的宗旨是罢黜经院哲学和德国唯心论作为“科学女王”的作用，视反对康德及其之前和之后的“先天综合判断”为理论主题。逻辑实证主义用崭新的数理逻辑方法论支持古老的经验主义本体论，创立了现代经验论，成为20世纪上半叶影响西方众多科学哲学流派的理论源泉。

　　现代数理逻辑在使概念精确化、过程无限化、数学符号化的同时并未克服经验主义的根本缺陷。不久，以蒯因为始，分析哲学主动反思自身的理论基础，认识到德国古典哲学对经验论的批判是切中肯綮的，由此产生的丰富的理论成果不可能仅靠回到休谟去就一笔勾销。分析哲学可以对传统形而上学命题进行零敲碎打的精细“诊疗”，也必须吸收其中蕴含的关于人类社会和世界整体的深刻洞见。

　　经验论的内部批判从蒯因发表于1950年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开始。在其中，逻辑实证主义遭到了最根本、最尖锐、最内行的批判。由此引发的英美分析哲学界长期深入的争论，使得逻辑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缺陷暴露无遗。分析哲学、至少是逻辑实证主义式的分析哲学此后由盛转衰，以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兴起。通过批判逻辑原子主义，提倡科学整体主义，宽容和实验精神得到鼓励，分析哲学具备了与德国哲学进行对话的土壤。

　　蒯因指出，经验论有两个教条：第一，认为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有根本区别，此为分析性的教条；第二，认为命题的意义可以被感觉经验证实，此为还原性的教条，二者相互支持。分析性教条起自莱布尼茨区分推理真理和事实真理，休谟区别观念的关系和实际的事情，而第一次在哲学史上对其进行专门探讨的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将主词包含谓词内容的命题称为分析命题，谓词不能用分析的方法从主词抽引出来的命题称为综合命题。分析命题是必然的、先验的，综合命题是偶然的、经验的。为了证明经验科学的客观性，他创造性的引入了先天综合判断的概念，即科学命题既是经验的，又具有普遍必然性。逻辑实证主义者承认分析和综合的划界，但拒绝先天综合命题的有效性，将康德乃至西方哲学统称为先验的形而上学而加以拒斥。通过对“没有一个未婚男子是已婚的”及其相关命题的讨论，蒯因证明经验主义试图用同义词定义、保全真值的互相替换性和人工语言内的语义规则来解释分析性的尝试都是失败的。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根本不是泾渭分明的，想干净利索的在二者中间划出一条分界线是经验论者的一个非经验的、形而上学的教条。

　　针对还原论的教条，蒯因提出了科学整体主义，认为经验不是个别的而是作为整体面对经验法庭的。“我们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从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的事件到原子物理学甚至纯数学和逻辑的最深刻的规律，是一个人工的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13)全部科学，包括数理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同样不受经验完全决定。按照中心和外围的比喻，只有最边界的陈述与经验紧密相连，而其他科学陈述与经验的关联程度减弱。也就是说，不同学科的科学程度具有的只是量的区别，没有质的差异，本体论问题和自然科学不是互斥的。科学选择哪一种语言方式、概念体系或架构，不是关于事实的问题，而是关于能否有效的、便捷的说明科学整体的问题。这就是蒯因说的，经验论教条的批判将走向实用主义。

　　蒯因批判经验论的教条的目的不是推翻经验论，而是建立“没有教条的经验论”。可惜，即便假定经验论的这两个教条可以消除，消灭经验论中的一切教条的企图也不可能达成。稍后，戴维森继续指出经验论还存在“第三个，或许是最后一个教条”(14)，即概念图示和经验内容的二元论。可见，受蒯因的启发，分析哲学逐渐打破了经验论的迷梦，接受了“本体论承诺”：本体论问题对任何科学理论和概念承诺都是不可消除的。既然本体论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在说明科学整体图景中所起的作用没有高下之别，那么“拒斥形而上学”反而是构造了新型的形而上学，只能起到阻碍科学进步的作用。于是，本体论研究被分析哲学重新请回哲学的殿堂。

　　几乎与蒯因的经验论批判同期，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己早年的逻辑原子主义进行反叛。在《哲学研究》《论确实性》等遗著中，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游戏”“世界图景说”对经验主义的原子论、还原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开启了通向黑格尔哲学的道路。

　　传统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根本性的理论分歧在于知识的来源及其确定性问题。经验主义反对天赋观念，认为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的知识均来自经验。但是，一来经验是现象层面的知识，二来通过感官得到的经验具有私人性质，所以经验论总是笼罩在怀疑论的阴影下。不过，自休谟系统的提出经验主义的怀疑论问题之后，经验主义者就拒绝怀疑论。从休谟本人到里德再到摩尔，知识来源的确定性述诸自明的、直接的、普遍的常识，这是经验主义者在经验主义范围内解决其固有的怀疑论悖论的基本方式。“我能证明这里有两只手”(15)是摩尔最有影响力的确定外部世界存在的证明，以此为出发点，维特根斯坦对常识理论及其经验主义的根据予以深刻反思。

　　首先，维特根斯坦从根本上拒绝了绝对的确定性存在，认为完全的确实性只是人们的态度问题。维特根斯坦不再如笛卡尔或者休谟一般去寻求怀疑的尽头，他认为去怀疑恰是因为已经有了先于知识的世界图景作为研究的基础，并在一定的语言游戏的规则中才能进行。世界图景是一个个相互依赖的体系，建基于不同的生活方式，其共同的来源是行动。从追求真理到追求意义或理解的转变是维特根斯坦给分析哲学留下的重要遗产。

　　其次，维特根斯坦否认感性足以提供相对确定性。根据经验论的还原论的教条，包括前期维特根斯坦等分析主义者认为，只有描述个人经验的命题才是真正的命题，因为只有在个人经验中，个人与实在才直接接触。经验是私人的、个别的，这正是摩尔常识哲学的基础。一旦从语言游戏的角度来看，哪怕是最私人的感受如“疼痛”，也必须由语言为中介才能够表达，而私人语言是不存在的。维特根斯坦对此进行了著名的、备受争议的论证：“是否也能想象这样一种语言：一个人用这种语言写下或说出他的内心体验——他的感觉、心情等等——供他私人使用？……这种语言的词应当指只有说话者才能知道的东西；指他直接的私人感觉。因此，其他人不能理解这种语言。”(16)维特根斯坦的答案是否定的。只与个人经验有关的纯粹个人语言脱离于语言游戏之外，不可翻译、不能理解，无论是否可以设想，由于违反公共语法，都是没有意义的。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左手向右手要钱，右手把钱给了左手，尔后左手再给右手写收据(17)。不同于分析哲学的原子论传统，维特根斯坦的论证重新提出了知识产生的社会交往前提。“描述这幅世界图景的命题也许是一种神话的一部分，其功用类似于一种游戏的规则。这种游戏可从全靠实践而不是靠任何明确的规则学会。”(18)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启发了部分英美哲学家将人类生活纳入哲学研究对象，把对哲学的讨论溢出传统分析哲学的狭窄范围，而将宗教、伦理、价值等曾作为形而上学幻象被抛弃的深层问题重新引回哲学探讨领域。

　　维特根斯坦晚期的哲学促成了分析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传统经验论直接研究感觉经验与实在的关系，早期分析哲学注重的是对感觉经验的逻辑化的表达，而维特根斯坦问：“我怎么竟然能够通过语言而介入疼痛和它的表达之间？”(19)语言的意义不是既定的、与世界上某物之间已经设定好的相互关系，而是来自语言使用者们共同遵循的范式。该范式使语言表达式在语言共同体中扮演有用且可理解的角色。思想内容由社会性决定、思想表达依赖于语言掌握、语言意义的社会本质学说启发了当代语言哲学。当罗素、摩尔集中批判黑格尔的整体主义，提倡原子论时，未想到自己的得意弟子会重新强调部分的意义来自相互间通过交往而具有的整体关联之中。不仅如此，从语用学奠基的意义上，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为具有分析哲学背景的哲学家重读黑格尔哲学提供了话语系统，同时，黑格尔也因为其逻辑学中对语言问题的探讨而日益受到关注。

　　蒯因的整体主义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社会使用理论隐约开启的走向黑格尔哲学的道路，至匹兹堡学派终得敞开。罗蒂将这一路线描述为：塞拉斯将分析哲学引出休谟阶段，引入康德阶段，布兰顿接续其后，将分析哲学引出康德阶段，引入黑格尔阶段。(20)通过走近黑格尔哲学，分析哲学的“创始神话”被打破。从黑格尔历史理论的角度看，“神话”不同于迷信，它是维持共同体运转的意识形态，是共同体建立其上的错误信念，可以不断地被重估、批判正是其存在的意义。“今天有幸的是我们有可以与罗素神线)。

　　后期维特根斯坦怀疑对知识习得的经验主义解释，提出要“反对直接性”。塞拉斯认识到这一思路的重要性，集中批判“所予神话”，正式开启了将德国古典哲学引回分析哲学的努力。1956年，《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出版。通过指出试图用内在知识片段建构知识基础的错误，塞拉斯从语言学出发，批判了经验主义的语义原子主义，与蒯因从不同的方向共同走向了整体主义的方案，在说服哲学家放弃罗素和卡尔纳普等人的原子主义与基础主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2)

　　塞拉斯一反过去几十年分析哲学对德国哲学的冷漠，直接将黑格尔引为同道，称他为“‘直接性’的大敌”(23)。塞拉斯指出，分析哲学长期以来视经验主义为理论支柱，而经验主义的问题在于将认识论奠基在“所予”或曰“直接性”的基础上。无论是以洛克、贝克莱和休谟为代表的传统经验论中的“直接经验”，还是现代经验论中的“亲知”“基本判断”“感觉材料”等，都试图将非推论的事实作为推论知识的基础，此为经验论的“所予神话”。“所予”之所以是“神线)感觉到的感觉内容是直接的，无概念参与；(2)感觉内容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进而终止知识辩护问题中的无限推衍。

　　第一，经验主义对概念生成的还原论阐释犯了“自然主义谬论”。经验论试图将感觉到的感觉内容作为知识基础，用图示表示即“物理对象——感觉到感觉内容——非推论的信念——推论的信念”，其为谬论的原因为：(1)从物理对象过渡至感觉是一种事实的、非推论的关系，是生物性的本能反应，作为非规范的因果联系，指的是人不需要对反应的对象和反应本身及其后果负责，所以是自然的证成关系，属于物理的逻辑空间，有最终决定权的是经验科学家。(2)从非推论的信念到推论的信念的过渡需要的是根据理由的推论过程，认可和承诺处于理性能动性的重心，属于理由的逻辑空间，对此有最终决定权的是逻辑学家或认识论者。由此可见，感觉片段只能支持经验科学，认识的可靠性来源及建立在其上的知识大厦的说明问题，只能在理由的逻辑空间中找到根据。“根本在于，在将一个片段或一个状态描述为认识到的片段或状态时，我们不是在经验描述那个片段或状态；我们是在将它置于理由的逻辑空间即证成和能证成我们的线)

　　塞拉斯指出，对物理的逻辑空间和理由的逻辑空间的二分是方法论的而非本体论的，从而区别于康德的实质的二元论。分析哲学形成的初衷是使模糊的概念明确化、精确化，从而克服旧形而上学非实证的独断论。之后，不断的符号化成了目的本身，分析哲学日渐成为科学实证主义的辅助工具，丧失了提供知识规范的能力。两个空间的区分为规范性问题的阐明划定理论界限，指出在解释世界时，科学主义的图景只是其中的一个视角，至少还存在着从规范性角度理解世界的第二个视角。

　　第二，经验主义的原子主义立场，无法解决作为“殊相”的感性片段如何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各种感性材料论建基其上的直接经验是一个个孤立的事实，并不预设甚至主动排除学习、生成协同、建立刺激—回应联系的过程。塞拉斯对直接经验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1)孤立性。塞拉斯认为没有所谓无中介的、不变的、绝对正确的某一个最终的具有为整体知识进行奠基的权威片段，复杂的、丰富的人类知识的可靠性不可能单纯依赖某一个别事实，任何知识能够取得的受确信的程度都与其在知识网络中所处的位置相关。“除非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知识，否则我们不会得到关于任何事实的观察知识。”(25)塞拉斯打破“基础”这个隐喻本身所包含的恶循环，经验知识与作为其复杂延伸的科学之所以是理性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确定性，而不至于堕入怀疑主义的深渊，并不是因为它存在有一个绝对牢固的客观的基础，而是因为它是一项“概念整体论”的“可误”的自我审视、修正和发展的事业。(2)非社会性。在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塞拉斯以语言学习行为中体现的复杂的概念角色所进行的社会互动出发，阐释其“心理学唯名论”：没有“任何对逻辑空间的觉知先于(或独立于)语言习得”。(26)语言产生于主体间的社会实践，在“索要和给予”理由的交换过程中发展。语言先于物理的和理由的逻辑空间，并同时为这两个独立的空间提供规范。塞拉斯用“心理学唯名论”统摄自己提出的两个空间的二元论，将规范的来源放置于人类的交往实践中，认为理由的交换行为是理性产生的根源。

　　在20世纪50年代，直接引入德国古典哲学对分析哲学来说意味重大，它试图使哲学从零敲碎打的精致的语句工作中抬起头，重新思考“哲学是什么”。这一工作激励了其后学布兰顿，通过推进塞拉斯的工作，进一步研究黑格尔对康德哲学的发展，布兰顿打通了分析哲学走向黑格尔的道路。

　　60年代后期，诸多一流的分析哲学家，如斯特劳森、贝内特和罗尔斯分别对康德的理论和实践哲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运用，使康德哲学一跃而成分析哲学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以此为契机，黑格尔作为康德哲学重要的解读者，其理论日益受到关注。不过，虽然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的沟通从未线世纪分析哲学的地位一路走高，在黑格尔研究领域，以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再解读的工作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俨然成为德国观念论研究的主流，但是在分析哲学内部，黑格尔迟至20世纪90年代后，才由于皮平、平卡德，特别是布兰顿的引入而受到重视。以黑格尔哲学为融贯分析哲学明晰性理论阐释和欧陆哲学思想洞见的桥梁，布兰顿雄心勃勃地试图建立起一个全面、连贯、独创的哲学体系，涵盖语言哲学、形而上学、认识论、历史哲学、伦理学，甚至政治哲学。

　　布兰顿认为应将塞拉斯提及但未彻底化的规范主义进行到底。分析哲学应脱离经验主义的基地，转向以规范性问题为核心的推论主义。

　　第一，以理性主义的推论主义反对自然主义。布兰顿认识到在英语世界中，经验主义是自洛克以来最富有战斗力和组织作用的原则。罗素、卡尔纳普和蒯因等思想家又赋予经验主义以逻辑和语言等关键认知要素，极大地增强了经验主义的理论效力。从分析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看，经验主义对分析哲学的发展居功至伟，以其为代表，并包括自然主义、表达主义、语义原子主义、关于逻辑的以及关于实践理性规范的工具主义的一系列观念群推进了分析哲学前行。但是正如塞拉斯所言，经验主义具有致命缺陷：自然主义。

　　“经验主义是一种思潮，它太宽泛，太多样化，拥有太多的涡流、死水及侧槽，以至无法用一些界限清晰的必要充分条件来对其加以限制。……它被理解为一种可以与非概念使用的哺乳动物分享的前概念能力。”(27)自然主义强调的是概念和非概念的连续性，将概念用“非概念使用”的“前概念能力”来理解，即将概念使用者的判断和行动等同于刺激—反应模式，这种模式同样存在于动物感性活动和机器运行过程中对环境信息的摄取及工具性介入；同时，它将具有概念结构的活动同化于概念得以产生的非概念活动，包括进化的、历史的以及个体发展的过程。在认知科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自然主义用因果律统摄规范性的做法极易获得神经生物学和计算科学的支持，从而成为当下经验主义最为盛行的表达方式。布兰顿手持规范性这块“石子”，“攻击着近代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物理主义、因果论这些大块头”。(28)

　　1.布兰顿的理性主义进路，起于视康德哲学为分析哲学肇始的洞见。布兰顿跟随达米特，反对将分析哲学与经验主义天然联姻、与欧陆观念论哲学为敌的表面归因，转而追寻其德国观念论起源。不同的是，布兰顿未将分析哲学源头安置在弗雷格和胡塞尔的神交上，而是上溯至康德，称其为“我们所有人的伟大而充满智慧的母亲”(29)。(1)康德将运用概念的能力作为人的理性的标志，将人的特殊性归结为概念使用者(30)。概念的权威性、约束性和有效性均不来源于自然的感性材料或者感望，不能用神经生物学或者决策理论进行分析，从而拒绝了对“人是什么”的自然主义解释。(2)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哥白尼革命”指的是他颠倒了知识的起点。知识开始于判断，而不是感性材料。他颠倒了传统语义学的解释顺序，使词项逻辑转换为命题逻辑；把笛卡尔对确定性的关注转向对必然性的关注；从描述观念转向了规范观念。这个伟大转变影响了作为分析哲学先驱的弗雷格的语用效用说和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的最小语言表达式，从而成为分析哲学的灵感缪斯。

　　2.康德固然开启了命题逻辑之路，但是其二元论暴露了先验哲学的痼疾。布兰顿认为黑格尔发展了康德哲学，融贯地表述了整体论，是语义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整体论者。借助“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对“感性确定性”的分析，布兰顿称认同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就是认同“客观世界的概念实在论”(31)，或者说认同“概念性内容”(32)：认识内容是由概念中介而非直接感性的，概念是具有客观内容而非纯主观构造的。布兰顿认为运用“规定的否定”的方法获得“概念性内容”的过程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他经常举的例子是，对某物为铜的判断必须隐含着如下的条件才可认为是客观的。其一，它在1084摄氏度开始融化，这意味着客观世界存在必然法则；其二，判断某物为铜的同时，否定其可以同时为铝的逻辑推论。这意味着概念的确定性是从与之有相同本体论范畴的其他项目的比照中得出的，是理性推论的过程，而不是根据感性材料下的直接性的判断。以之为根据，布兰顿提出基于理性的整体的推论主义的要义：要掌握一个概念，必须掌握许多概念；要非推论地运用一个概念，必须能推论地使用其他概念。

　　3.理性主义哲学并不是要放弃分析哲学，而是要重塑分析哲学，将其从经验主义中解脱出来。布兰顿重新确定分析哲学的核心：由严格的推论阐明认识的概念性内容。严格的推论要求构建合理的解释和论证的结构、做出具有清晰内容的断言、制定对此断言加以论证和坚定地、负责任地推出其后果的适当性标准。经验主义秉持的原子主义和自然主义不符合严格的推论所必需的整体性和规范性，所以，与罗素等人的断言相反，经验主义不但不是分析哲学的依据，反而是需要剔除的冗余。

　　第二，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构建理性主义哲学。2019年，布兰顿出版了大部头著作《信任的精神——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解读》，专门对黑格尔的规范理论进行阐述。与塞拉斯相比，布兰顿的黑格尔分析一来更加系统化，二来，通过从黑格尔哲学中发掘被康德“踢入本体领域”的规范的来源问题，布兰顿试图克服塞拉斯的二元论。作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分析哲学家，布兰顿在理解黑格尔哲学时首先对其文本进行了语言翻译，将黑格尔著作中充斥的“寓言”和“故事”用分析哲学务实的、实践的、彻底非形而上学的语言进行转译，(33)达到使之清晰的目的。

　　布兰顿的理性主义拥有复杂的含义。它是整体主义的、推论主义的、表达主义的，更关键的是，实用主义的。据布兰顿分析，黑格尔哲学对规范性来源的解读是实用主义的，符合分析哲学的精神。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将规范身份理解为社会身份，认为先验法则来自社会实践，而不是相反。“所有先验的法则都是社会的构建……隐含的、规范的、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实践乃是理解使事物清晰的概念活动的背景。”(34)布兰顿认为黑格尔对规范理论做出的突出贡献为：“它是一种将规范态度的地位依赖性与规范地位的态度依赖性相协调的解释，通过在实际情况中的运用来确定概念内容。”(35)布兰顿将黑格尔的“绝对”解读为“概念内容”。有别于传统独断论的身份依赖和启蒙哲学的主体自决，概念内容的权威来源于地位和态度二者的协调。对黑格尔来说，以“绝对”作为哲学的开端意味着自在和自为在理性中达到辩证的统一。布兰顿受此启发，并结合塞拉斯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在推论主义框架下解释“概念内容”：因其可在推论中既充当前提也充当后果，既涉及内容间的关系，也涉及人际间的关系，所以可在概念整体论中充当枢纽的角色。这是“规定的否定”原则在阐释规范问题上的具体应用。

　　通过对塞拉斯索取和提供理由的推理游戏进行系统建构，布兰顿提出了规范结构理论。规范结构包含两种规范身份：承诺和资格。(1)承诺是从理由生产者视角出发：命题提出者做出断言，意味着表示接受该判断的内容，并承诺了与该判断有推论性关系的其他一系列的相关判断(后果)，同时有提供支持该判断的理由的责任。(2)资格出自理由消费者视角，具有批判的维度：听众有义务对命题进行批判性评价，向施行者索取理由，同时使用“道义计分制”(36)对其理由进行合理评估，确立其资格即权威性。听众是否理解和接受了该命题取决于她是否将这个命题作为自己继续进行推论的前提，进而推动整个社会推论网络的移动。哈贝马斯称布兰顿哲学以独特的第二人称视角对现代民主理论进行了深化，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实践理论中(37)。

　　在这个结构中，言说的效力沿着承诺和资格两个规范维度被推论的阐明，概念内容从承诺维度来说具有一系列早已被社会推论网络所确定了的推论后果，从资格维度来说是在接下去的推论中传导承诺权威性的前件，施受双方的态度都不能决定推论的走向。不受主观态度的决定，这表现了规范的客观性。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克服康德先验哲学，展现了高度的历史感和社会性，布兰顿将之应用在推论的社会阐明中：从时间上看，任一个命题为真与否的检验都建立在长期的话语实践推论过程之中，真理不是目的地，而是真理—过程；从空间上看，不依赖态度的命题内容意味着对一切理性社群都适用，这隐含着理想化的社会形态预设，是黑格尔哲学依旧可能作为我们时代同路人的理论前提。

　　通过“从实用主义式的视角理解意向性的策略”(38)，布兰顿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引入分析哲学，构建了独树一帜的推论主义，既区别于哈贝马斯、霍耐特等人的承认理论，也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将规范性的客观性置于内在实在论和语境论之间，为分析哲学诸多问题的讨论提供了颇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从罗素、摩尔开创的拒斥形而上学思潮—蒯因、维特根斯坦提出不可取消的“本体论承诺”—匹兹堡学派提出将黑格尔作为重要理论资源，分析哲学走向黑格尔哲学的道路同其实用主义和语言学转向一致，是不同哲学沟通的成果。这其中包括亨利希、图根德哈特、珀格勒等德国学者将分析哲学率先引入黑格尔研究并积极促成学界交流的努力，也有赖于在政治哲学和规范伦理学复兴之时，分析哲学家主动于哲学史中寻找思想资源的行动。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不仅提供哲学史中关于“分析哲学起源何处”的解答，它同时切入分析哲学核心问题探讨之中，对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等日前分析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如，推论主义介入了分析哲学包括描述论和指称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形式逻辑与模态逻辑等众多的理论论战中；“道义计分理论”开始由布兰顿的学生运用到认知科学领域；将形式语用学和推理语义学结合，进而提出的命题优先性、语义下降等理论对语言哲学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分析哲学已经远远超过了学科的界限，成为一种学术风气、学术品格。布兰顿着重分析黑格尔的理论哲学，皮平、霍耐特、平卡德等人用分析哲学的方法重释黑格尔的实践哲学，使黑格尔的自由理论、国家理论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大放异彩。从现代性的敌人到同路人，重读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作为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沟通的桥梁，见证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