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三个层次

　　ku真人研读《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一个极为鲜明的印象，就是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介绍，最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问题。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在列宁的视域中，马克思主义是“由一整块钢铸成”的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在这个方法论体系中有三个层次：总体层次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它是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活的行动指南”；基础层次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它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核心层次的方法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固有的思想。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创立伊始，就视其为“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恩格斯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他告诫，“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列宁非常赞赏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的观点，并将其奉为指导革命的圭臬。他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系统完整的概括和介绍，指出马克思主义“指明了被压迫阶级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从而“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等著作中，列宁强调工人阶级正确使用“伟大的认识工具”的关键，在于牢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告诫说：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指南，“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运动时，应当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把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他说：“既然马克思主义具有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那么在俄国也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不同的历史时期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方面，时而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的那一方面”，“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并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总的历史条件”。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基础”和“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在列宁有关“方法”问题的论述中，最为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把唯物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基础”。列宁在概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全部思想特点时非常明确地指出：“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

　　列宁的上述概括，可谓抓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表明，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曾称赞马克思是“严格按照辩证法为德国科学界写作的”。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列宁在理论上“最为关注的事情”和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也是“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就将理论研究的重心集中于唯物辩证法，他系统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要素，建构了以对立统一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体系的主体结构，提出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原则。列宁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相对主义、折中主义诡辩论的本质区分，指出反对唯物辩证法，抛弃唯物辩证法，就会否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把唯物史观变成庸俗经济决定论和庸俗进化论。在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上，列宁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分析《资本论》问世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实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分析帝国主义的具体矛盾以及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并以此指导了十月革命，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

　　列宁在《》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不仅是他用辩证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论，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一方法论原则的具体化和明确化。

　　唯物辩证法视域中的“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就是要坚持真理的具体性，分析事物各种矛盾的具体特点、存在条件及发展态势，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形而上学的僵死的、抽象的方法。列宁在《游击战》中深刻地论述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实质”和“活的灵魂”，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来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脱离历史的具体环境来谈这个问题，就是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常识。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就此而言，所谓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各国的具体国情、具体的革命实践结合统一起来，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列宁的这个论述，不仅有严格的党性立场，而且有明确的针对性，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特有的思想原则。在《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中，我们常可以看到他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把他们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出现的同类问题所作的不同论述加以比较，以期在比较中达到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目的。列宁指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英美工人运动的言论同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言论比较一下，是大有教益的。”“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加以强调的本领。从工人政党实际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宣言》的作者针对不同国家的民族工人运动所处的不同阶段给战斗的无产阶级确定任务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