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论文摘编｜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经济观的学术来源探析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研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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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有的材料看，李大钊在概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资本集中说的过程中，对季特著作有取有舍，并非全盘接受。

　　李大钊对季特的取舍可以概括为“两取一舍”：取其叙述框架，取其对马克思剩余价值说和资本集中说的正面介绍；舍其对于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批评与否定。

　　《经济学说史》一书中，由季特所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一章共由三节组成：第一节《卡尔马克思》，第二节《马克思学派》，第三节《马克思派的危机与新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主要编译自该章第一节《卡尔马克思》。该节的结构如下：

　　帽段：简介此书出版前近四十年来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巨大影响，引出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两大基本内容，即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说和资本集中说。其中，资本集中说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准确，并不是西方经济学界所使用的专业术语。用孔德的“经济动学”和“经济静学”来概括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就出在该段。

　　第一目：《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介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说、资本家加大剩余价值榨取力度的两种常用方法等。

　　第二目：《资本集中律或剥夺律》，介绍资本兴起的历史及竞争导致垄断、劳动后备军的形成、剥夺者被剥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实现。

　　在第一目的后半部分，季特在介绍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家加大剩余价值榨取力度的两大伎俩之后，又用三页多的篇幅介绍马克思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概念及平均利润率问题，而这三页之中，介绍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概念的只有一页多一点，其余部分都用来讨论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问题。在季特看来，如果只介绍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对于理解马克思经济学说来说，仍是不完整的：

　　“迄今为止，我们只讨论了劳动。但是，（马克思《资本论》）书中的主要人物——主角——是资本，其名号出现在封面标题中。因此，如果不提及马克思对资本的论述，那么，我们对其有关生产的学说的叙述将会是极不完整的。当然，就其本身而言，资本是没有增值能力的，因为，劳动被认为是价值的唯一来源。不过，除非消耗一定量的资本，否则，劳动也不能生产，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理解资本与劳动的结合方面的内容。”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开门见山说：“马氏的经济论有二要点：一，‘余工余值说’；二，‘资本集中说’。”而在正文中，则除了第一部分“余工余值说”和第四部分“资本集中说”之外，中间另有第二部分“平均利润率论”和第三部分“资本说”。後藤教授认为，中间二、三两部分是李大钊后来插入的，故表述上前后有此矛盾。但是，正像季特原作中所表述的那样，李大钊文章开头所说的马克思经济学说“有二要点”，完全是就马克思经济学说本身的思想内容而说的，并不是指他所要撰写的文章的结构。换言之，李大钊和他所参考文献的作者季特一样认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及资本集中说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中最有代表性、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有价值的两部分内容。但是，仅介绍这两大核心内容，而不介绍马克思的资本构成观及平均利润率，显然还不能完整地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因此，在介绍完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之后，顺便介绍马克思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概念及平均利润率，就是顺理成章之事。同时，由于这一部分内容在季特原书中并不是重点，要展开论述这些问题，必须另外寻找参考资料。这一部分中，李大钊所用的参考资料，直接来自日本经济学家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中有关马克思经济学说研究部分，而福田德三的研究，主要编译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国际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柏姆-巴维克。柏姆-巴维克氏曾经撰写《资本与利润》《马克思及其体系的崩溃》等，其特点是以看似纯学术化的方式，系统引用马克思的相关概念界定、公式与论述，然后加以猛烈批判。福田德三的著作也延续了这种传统。李大钊在引述其著作时，主要引用了其中有关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平均利润率的概念界定、公式推导等部分，而其理论分析与批判部分则未全引用。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第四部分内容基本完全编译自季特书中《马克思主义》一章中的第一节《卡尔马克思》，内容及说明见上文，此处不再赘述。

　　季特书中把马克思主义放在第四卷。该卷的总标题是《反对者》（The Dissenters），显然是把它作为非正统、反正统的思想流派来介绍的，而被当作“正统”的，自然是近代西方古典经济学（包括法国重农学派、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学说）及自由主义经济学。列入该卷的社会主义流派包括：第一章，历史学派；第二章，国家社会主义；第三章，马克思主义；第四章，受基督教启发而产生的社会主义诸流派。其中第一、二两章由李斯特执笔，第三、四章由季特撰写。

　　在《马克思主义》一章的三节之中，有两节（第二节《马克思学派》、第三节《马克思派的危机与新马克思主义者》）中包括较多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这些批评性内容，有的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修正与批评，有的是作者季特本人在综述了马克思主义各派的观点之后做出的批评。

　　该部分在描述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的境况时，节标题中使用了“危机”这样的字眼，在具体述评中则几乎全盘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身。例如，该节中说：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即劳动价值论，似乎已经被现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抛弃。他们正逐渐转变方向，要么采用‘最终效用论’，要么采纳‘经济平衡论’。甚至马克思本人尽管最终采用了劳动价值论，但却不得不时常承认——当然不是明确地承认——价值取决于供求关系，在利润理论方面尤其如此。有关此点，我们在前边早已提及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被当作不可辩驳的定理的东西，到了后边各卷中，则仅仅是被当作研究假设来处置的。但是，由于马克思的其它学说——例如剩余价值理论和剩余劳动理论——都只不过是从劳动价值论推导出来的，推翻了这一基本原理，其它两种理论自然也就被推翻。如果劳动并不必然产生价值，或者可不经劳动而创造价值，那么，就无法证明劳动总能创造出剩余价值，也无法证明资本家所得利润大部分一定是由无偿劳动构成。

　　看不出马克思在这一问题（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上有什么具体贡献，而工人是否被剥削、所谓游惰阶级所得收益是否符合他们自己所真正附加的价值，这些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谈到资本集中律——马克思学说的脊柱部分——我们经过考察，发现它同样处于可怜的境地。”

　　这类的否定论断很多。可以看出，季特在这两节中对马克思经济学说基本上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对于这两节的内容，李大钊完全未译。显然，李大钊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其心目中，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像季特书中所说的那样“看不出有什么贡献”，不是“处境可怜”，更不是处在“危机”之中。马克思真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改造世界的新纪元”的开创者，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生机盎然，即将取代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地位而成为经济学的新正统。李大钊指出：

　　“现在世界改造的机运，已经从俄、德诸国闪出了一道曙光。从前经济学的正统，是在个人主义。现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经济学，将要取此正统的位系，而代个人主义以起了。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本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并非自马氏始的，马氏以前也很有些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不过他们的主张，不是偏于感情，就是涉于空想，未能造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至于马氏才用科学的论式，把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证明与从来的个人主义经济学截然分立，而别树一帜，社会主义经济学才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故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不能不推马克思。”

　　正是因为在动笔之前，李大钊已经给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崇高而牢固的地位，因此，季特书中这类批评性的内容自然无法撼动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李大钊在引用季特时对这类批评性文字一概摒弃不取。

　　此外，该章第一节《卡尔马克思》中有27条脚注，李大钊对这些脚注完全未译。该节第一目最后有关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平均利润率部分，李大钊未译。这一部分中包含了对马克思资本说及平均利润率说的批判和否定。例如，在总结马克思有关平均利润率问题的观点时，季特说：

　　“在羡慕辩证法的创造性的同时，我们不能让马克思急于掩盖但却仍然暗含在这一切之中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蒙蔽了我们自己的眼睛，即：利润率，同时也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竞争来调节的。换言之，是通过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而与所使用的劳动量没有关系。我们还必须记住，企业家在减少雇佣劳动力时，不仅没有发现利润下降，反而反现利润升高了。这一矛盾只不过是最终导致马克思如此殚精竭虑而建筑的大厦倾倒的缺陷之一而已。”

　　季特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所做出的这类否定性的描述，李大钊一概予以舍弃。最终，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虽然对季特与李斯特合著的《经济学说史》中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正面材料有所参考借鉴，而对其中的负面部分则一概不取。这就使得李大钊的文章具有了与季特的《经济学说史》完全不同的理论基调和政治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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