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

　　ku真人摘 要：一百年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历史。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引进形态推向创造形态，从理论形态推向实践形态，从实践形态推向制度形态，逐步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中国一百年间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的最大贡献。研究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构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着特殊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其突出表现就是经历着不断中国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直接的领导者和真正的推动者，就是中国。中国从成立到如今的一百年间，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中国领导和指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细致辨析起来，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际相结合，从而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文艺的实践与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对这一结合过程中产生的经验教训进行理性思考和总结提升，形成新的概念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前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革命文艺实践中的运用过程，后者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革命文艺实践中的创新过程。这两个过程实际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两个过程统合起来，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实践中螺旋式不断上升的发展历程。这个发展历程蕴含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独具特征，对这个历程的完整描述，就呈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百年发展史。在这个历程中，中国做出的贡献和取得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正确看待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贡献和经验，是一个需要秉持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才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持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是无济于事的。习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这个判断对于党在文艺理论领域的历史同样是适用的。也就是说，一百年来中国也有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创新、进行文艺理论创造的历史。

　　讨论百年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贡献与经验，就要对这段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就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绝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也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1942年在谈到如何研究党史时指出，对“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要“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这就告诉我们，要从长时段来准确把握中国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要坚持连续性和整体性的历史观，不被其中的细枝末节所迷惑，不被散落的碎片所遮蔽，也不能被遭遇的曲折所打击，这样才能抓住党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事业中的脉搏与律动，才能认清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在逻辑和理论逻辑的一致性，才能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和侵蚀。

　　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马克思指出，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也就是说，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范畴”的发展，都是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存在形式”“存在规定”或“个别的侧面”的表现。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的发展中，就有理由说：由于其主体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历史决定的，是“既定的”，因而产生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诸种范畴，表现的也都是这个主体“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的东西。换一种说法，即中国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提出的每一个范畴，不但有现实根据和学理依循，而且形成了一种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的要素。这种要素倘若用马克思的话来形容，那“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对其中“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应格外加以发掘，格外给予重视，因为这里面隐藏着中国理论成功的秘密。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从根本上讲就是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逻辑，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逻辑”。从文艺理论角度来看，亦是如此。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从根本上讲就是对中国革命文艺前进道路的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如果这样说能够成立，那么在探讨中国对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做出贡献的时候，就有了观察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就有了研究方法上的“指南针”。

　　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已经走过百年历程，经历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传播到应用、从应用到发展、从发展到创新的几个不同阶段。近代以来的中国文艺理论，“大致经历了由古代传统文论系统到西方近代文论系统再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系统，这样一个不断趋向新形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反映出的恰是文艺思想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而不断变动的趋势，是中国文艺理论自身不停地向更科学更先进阶段攀登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那么是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种子播撒在中国大地上的呢？历史证明，传播主体主要是早期中国人和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五四’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方面起了先锋的作用。”在那个觉醒年代，正是早期中国人像盗天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一样，担负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者的角色。中国人从建党之初就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最适应中国现代文艺变革需要的，中国的文艺理念与追求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高度吻合的。中国人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找到了文艺奋斗的目标和宗旨，并真心实意地把它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赢得艺术解放和美学权力的思想武器。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萧楚女、恽代英等人在宣传唯物史观，阐明文艺阶级属性，呼吁文艺要服务民主革命、要反映劳工阶层生活及作家要投身革命方面，起到巨大作用。早期中国人的那些论述，虽不够系统，也不免模糊粗糙，“但这些主张毕竟是从‘五四’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现实要求出发提出来的，也是他们把刚刚学得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新文学建设上来的尝试”。这种“尝试”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逐步中国化有重要价值。

　　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革命文艺实际的进一步结合，中国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把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作为自己重要的任务。1930年，中国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一经成立，便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理论确定为工作的指针，并很快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开始由间接地翻译日本作家论述的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向较系统、有规模、深入地直接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论著转变。这个转变的标志性成果，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三套丛书——《文艺理论小丛书》《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艺术理论丛书》的陆续问世。“据有关资料记载，‘左联’时期，翻译文艺理论的书籍，约计一百三十九种”，其中主要都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表明该时期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比此前有了很大进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的文艺著述有不少被译成中文，苏俄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如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艺论著也被翻译出版。“历史地看，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期间陈望道主编的‘文艺理论小丛书’，1929-1930年冯雪峰主编鲁迅等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到1932-1933年瞿秋白编译《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列宁论托尔斯泰》，再到1936年东京质文社出版的‘艺术理论丛书’，中国左翼文艺界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接受走的是一个追本溯源的逆向过程，经历了一个从混杂逐步走向清晰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瞿秋白、鲁迅、陈望道、冯雪峰等人的功绩是名垂青史、永不磨灭的。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的译介工作以及参与的激烈的“文艺论战”，是在残酷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进行的。发出了感叹：“在统治区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这个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强大威力，反映了由来领导文艺和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反文化“围剿”斗争的胜利，毫无疑问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创造了条件。

　　中国推动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延安时期是个高峰。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成立以来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总结，是中国从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到结合实际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使之走向成熟的标志，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中国革命文艺实际相结合的一次飞跃，是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上具有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可以这样说，先前的中国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则在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具体实践结合的系列问题，从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思想在中国大地上生根成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回应了当时文艺界出现的各种矛盾，联系整风运动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实际，彻底阐述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去服务”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对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领域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作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分析，初步构建起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关于文艺工作的相关重要论述，是继文艺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表述，是中国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文艺发展规律的理论结晶，是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对文艺理念、政策和要求的具体阐释。可以说，“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科学体系，文艺理论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其代表性著作就是《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和中宣部文艺局根据相关论述编辑出版的《论文艺》一书。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在第六次全国文代会和第五次全国作代会上的讲话》里。关于文艺工作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在第八次全国文代会、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的讲话》里。他们的相关论述形成了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密切联系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当代中国文艺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的论述提供的实际是一种与新时期文艺实践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基本观念，是一个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体系框架和逻辑基础，提供了正确认识新时期文艺现象、解决文艺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众所周知，“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和的相关论述，都是应时应运而生的，都是同前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有继承关系的。譬如，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针对文艺发展既有变革意识、又有赓续精神。再如，提出要“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提出“一切进步文艺，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存在于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之中。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是文艺创作的丰厚土壤和源头活水。”这些论述，都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并且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增添了新的光彩。

　　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贡献，就是对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这一探索的代表性人物就是习，代表性作品就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习提出要“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总结经验，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并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召唤和要求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文艺理论界。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进入了新阶段。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张力结构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展现出新的姿容，在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有力支撑下，中国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探索。习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标志着中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入新的形态。《讲话》面对的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新的历史方位”，面对的是新的时代语境和文化环境，面对的是发生巨变的文艺实践和文艺理论问题。《讲话》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为新时代我国文艺发展提供了方案、指明了航向；《讲话》扩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工具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增添了新内容；《讲线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蓝图，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谱写了新篇章。《讲话》的功绩，还在于它抖掉了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灰尘，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声誉，重申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发展我国文艺事业不可替代的功能。《讲话》掷地有声地指出：“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还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些论述，有力地遏制了一段时间以来文艺理论领域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和标签化的倾向。

　　《讲话》还批评了文艺界多年蔓延的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创造文艺精品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通道。如《讲话》指出，在文艺创作上“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实际。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这说明，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道路上，不仅是举旗定向的“带路人”，而且是医术高明的“好医生”。

　　习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其论著除《讲话》外，还有《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给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队员的回信》《给新近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的信》《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的贺信》《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等。这个不算完备的“清单”，足以说明习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说明中国领导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是开了新局的，说明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得到了确立与拓展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实际是中国在不断总结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又以理论创新引领文艺变革的历程。一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引进形态推向创造形态，从理论形态推向实践形态，从实践形态推向制度形态，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次次升华，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中国贡献给人类文艺理论大厦的中国智慧。

　　中国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总结起来，经验很多，究其要者，不外有三。

　　其一，始终把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哲学根基。这是中国最高明的地方。因为，有了唯物史观，中国人就认清和把握了各个时期革命文艺的属性特征；有了辩证法，中国人就懂得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实践证明，坚持事物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决策遵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以贯之的。这是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成功之道。正是由于掌握了这一哲学精髓，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才同各种假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划清了界限。相反，离开这一方法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当年就提出从事文艺工作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认为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讲：“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习明确主张，从事理论研究“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在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经验的时候，这一条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其二，注重调查研究，注重反思经验教训，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此基础上促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是中国实事求是作风的具体表现。客观地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百年进程中，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偏差、没有出现过失误。但中国勇于正视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勇于吸取教训。习说得好：“我们人应该有很强的反思精神，不断反省自己、完善自己。”这就促成了党在反思中推动文艺理论不断创新的局面。从历史上看，没有对20世纪30年代“文艺论争”及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总结，就没有文艺思想的产生；没有对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特别是“文革”十年文艺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就没有文艺理论的产生；没有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文艺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就没有、、习关于文艺工作相关重要论述的产生。这些理论，都是中国推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结果，是中国继承前人、立足当代建构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新形态。事实证明，总结经验本身就是一条经验。不断总结经验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不断“具体化”，并“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

　　其三，坚守“人民本位”，始终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作为文艺发展的宗旨和方向。这是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力量之源，是实现中国初心使命的载体。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就是要求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无论是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还是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无论是提出“文艺属于人民”还是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一直把“人民”放在文艺观最为核心的位置。“人民”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最响亮的词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所使用的“人民”概念，有着严格的理论规定。列宁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我们知道，马克思一向都是无情地反对那些认为‘人民’是一致的、认为人民内部没有阶级斗争的小资产阶级幻想。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语时，并没有用它来抹煞各个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用它来概括那些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中国正是在这一范畴内使用“人民”概念的。这是中国带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建设始终保持活力、始终取得人民信任的根本原因。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清晰的历史更能够昭示未来。审视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发展的百年历程，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事业必将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