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认识和回答的新高度

　　ku真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应对世界大变局的战略高度，深刻总结党的长期奋斗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鲜经验，深刻把握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内在规律，把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和回答推进到了新高度。

　　对中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应该秉持的科学态度作出了新明确

　　科学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是中国人必须回答好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本质上属于认识和实践的范畴，在这一范畴中，认识和实践主体是中国和中国人民，认识和实践客体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把这一问题回答好，作为认识和实践主体，首先要明确自身对认识和实践客体所应秉持的科学态度。如何明确？这就涉及思想武器和立场观点方法问题。

　　习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指明了中国人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理二者关系基本的思想武器和立场观点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习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人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这一论断是基于深刻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立足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具体实际和内在需要，对党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应该秉持的科学态度所作出的新明确，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看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必然结果，是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是什么、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凝练回答。

　　这样的科学态度是由中国的根本性质和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一方面，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之本”，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灵魂和旗帜，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所以必须毫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做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是在“中国”这样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不应该也不可能割断与中国历史的联系、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而必须立足中华大地，科学对待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这两方面有机联系、互为支撑，共同决定了中国必须既做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坚定实践者，又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而忽视这两方面的有机联系，把二者割裂和对立起来，或者否定和抛弃任何一个方面，都会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危害。

　　在明确科学态度的基础上，习从中国历史发展变迁的深处，探寻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赓续进步的密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新揭示。这集中体现为以下三个论断：

　　一、“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

　　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能够渡过危难、走向新生，实现由蒙尘遭劫到创造新辉煌的关键因素，而这个关键因素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陷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境地，中华文明面临着难以赓续的深重危机。就在中国人民遍寻救国救民道路但“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最危急时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应运而生。由此，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强大思想武器，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古老的中华文明不仅没有中断和败亡，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激活下，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也正是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进程，得益于马克思主义深刻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步所提供的基本社会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标识和中华文明智慧结晶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得以实现现代化转变并得到忠实传承和广泛弘扬。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论断以“植根的文化沃土”的形象概括和“中国特色来自何处”的反问，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历史经验表明，任何科学的理论和制度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与当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扎根当地历史文化土壤，从而实现本土化。即使是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例外，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要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本土化即中国化。然而，再好的苗木也需要合适、肥沃的土壤才能茁壮成长、结出硕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怎样的文化土壤？习基于对历史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洞察，从认识和改造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等多个侧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的能够“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滋养和支撑的思想精华进行深刻提炼和阐发，富有说服力地提出了“植根的文化沃土”的论断。

　　三、马克思主义“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这一论断创造性地以“融通”这一颇具中华文化韵味的词汇，深刻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够扎根、开花、结果绝非偶然而是历史必然，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互动共进的深层原因，把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关系的认识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这一论断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可能的。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互动共进、融通相生、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的深刻揭示，习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出发，提出了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新要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在马克思主义丰富和发展层面，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过程中，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多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营养、寻找源头活水，不断丰富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层面，强调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要求指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方向和方法。中华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糟粕性的东西。而且即使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也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存在许多不协调不适应之处。这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充分发挥其资政育人、成风化人的时代价值。

　　这两个层面的要求虽各有侧重，但本质上都指向文明问题，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和发展问题。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我们党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关系，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逻辑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深刻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和文化养料，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和完善，更需要基于新的实践，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同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多更好地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从而为回答新征程上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提供思想指导和文化滋养。

　　上述新明确、新揭示、新要求标注了新时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认识和回答所达到的新高度。从特定意义上说，也正是因为达到了这样的新高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够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