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真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演变的反思与展望

发布时间:2022-07-15 16:20:29 人气: 作者:小编

  ku真人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力图用传统文化解读和融化马克思主义,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一种理论借鉴,这两方面尝试都没有成功。近代中国面临着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双重任务,但两方面的内生性重建都没有完成。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上同时展开,但是这两个向度在实际发展中却不均衡,政治向度成功推进而文化向度明显弱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意识形态性突出而文化性内涵不足,特别是在特定时期的畸形发展,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为此,必须不断深化二者的差异融合及双重转化,即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化”,在双重转化的基础上建构形态完备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向度。两种文化从接触、碰撞到融合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在双向融入的同时也在不同阶段上经历了矛盾性体验,这些历史性经验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当代性发展,以及当今中国思想政治界的生态状况,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历史演变的回顾与反思以及未来发展展望,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已经把中国文化纳入自身的视野当中,给予多重性评价:站在激进民主主义和立场上,批判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尤其是重集体轻个人、重统一轻自由、政权专制等;站在对人类文明贡献的角度,肯定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贡献,对其优秀内容给予较高的评价;站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的高度,赞扬了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斗争,并认为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索,中国社会文化将会出现一个光明的前景,创建一个崭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并没有外在于马克思主义。作为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地吸收了包括中国文化合理要素在内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中国文化因子成为其同中国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19 世纪70 年代就逐步传入中国,到五四时期被中国人自觉接受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译介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前史。在这个时期中,中国人力图用传统文化解读和融化马克思主义,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一种理论借鉴,但是都没有取得成功。

  中国思想文化界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时起,就尝试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到中国文化体系当中,用中国文化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概念系统,如均贫富思想、安民养民学说、大同社会理论、井田制思想、、社会改良主义、诸子百家思想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这些解读没有认识到两种文化在本质上的区别,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世界观方法论,简单地把传统文化的概念、思想套用在马克思主义上,难以得出正确的理解。

  中国早期的外交家李凤苞等人把一些同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概念翻译到中国,把翻译为“廓密尼士”,将社会翻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将翻译为“康密尼党”等。这种硬译方式难以实现文化传播的目的。洋务派主编的《西国近事汇编》将欧美工人运动及社会的思想引入中国思想文化当中,用中国传统文化来解读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译为“主欧罗巴大同”“贫富适均”“贫富均材之说”等等,这种翻译显然曲解了社会主义的本义。

  维新变法前后,一些学者在翻译欧洲学者著作时,或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或简单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社会”“均贫富”“安民养民”等观念来译述马克思主义,在语言转换之时就已经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不仅不能准确翻译马克思主义,而且也容易给后来人理解马克思主义造成一些先在的思想障碍。例如,蔡尔康根据李提摩太节译著作而写成的《大同学》一书,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讲求“安民新学”:“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思。……若辈立言大旨,非欲助世人更得新法,高于历代之法也,亦非借民力以教民新法也,惟欲除贫富相争之法”①。

  20 世纪初,一些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翻译马克思主义时,也用“均贫富”解释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等同,把先进思想文化投入到落后思想理念中,曲解了马克思主义。例如,1901 年1月,《译书汇编》刊载了日本人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中文译本讲道:西方学者看到了社会上贫富不均,广大的劳动者深受资本家的压迫,“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中国古世有井田之法,即所谓社会主义”;“麦克司与拉司来(即马克思和尔———引者),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说而两党以炽,然其主义各不相同。麦克司始在可伦开设报馆,倡均富之说”。②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海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多次撰文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把社会主义同井田制混为一谈,严重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他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讲道,“社会主义者,……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虽然,吾中国固夙有之”,中国历史上王莽的“分田劫假”、宋朝苏洵关于井田制的论述,“与千八百六十六年万国劳力党同盟之宣言书,何其口吻之逼肖耶!”“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③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多次谈到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拒绝欧美社会主义者的游说,“余以其太不达于中国之内情”,“余以中国人现在之程度未足语于是,婉谢之”;在分析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后明确提出,“大抵极端之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引者),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则其流弊不可胜言”;他甚至把社会主义思想视为宗教,把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宗教徒:“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于麦克士(德国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书,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之崇拜新旧约然。其汲汲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者相类。盖社会主义者,一种之迷信也”。④

  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人,虽然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极力称赞,但把社会主义同民生主义混为一谈,从社会改良主义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只是一种社会福利政策而不是一种科学理论体系,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至若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⑤。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也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同社会改良主义混同,纳入井田制和诸子百家学说当中,认为“孔孟之序言,周秦诸子之著作,其吻合社会主义者,随在而是”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