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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真人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一书，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引，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和发展的百年历史为主线，系统阐述了中国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主要内容、重大影响和历史意义，并对其中的理论成果、经典著作、人物故事、经验方法等予以学理分析。

　　自今年上半年面世后，这本书在理论界和普通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学者盛赞，这是“一本非常难得的好书”“见解独到，富有新意，启人深思”。而作为一部通俗理论读物，这部具有深刻学理性的著作，语言明白晓畅，史论结合，通俗易懂，受到了普通读者的欢迎。

　　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是个成功的范例。这一“成功”是如何完成的，经验何在？日前，记者对话该书作者杨金海。

　　百年党史是一部党的理论创新史，这部著作完整地反映了100年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与发展的总体情况

　　本报记者：我是从去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得知您的名字的。您是这部洋洋百卷本巨著的主编之一，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根底肯定无法驾驭这个工作。您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和经典著作的研究工作，可以说，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都是您厚积薄发的成果。同时我认为，它们之间是存在有机联系的，那就是从不同侧面来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杨金海：首先，要感谢广大读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一书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丛书100卷本的关注！要强调的是，这两部作品都是我们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团队的集体成果，也是辽宁出版集团、辽宁人民出版社精心策划、组织编写的成果。这部丛书陆续出版后，正逢庆祝建党100周年，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热潮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更好地运用这些成果，配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辽宁出版集团、辽宁人民出版社和我们清华研究团队决定编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一书。十九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我们就组成课题组，由我执笔撰写书稿，其他课题组同志参加讨论、收集资料等，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任务。

　　正如您所说，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二者是有密切联系的。没有前者的积累，也就没有后者在短时间内的问世。从根本上说，这两个成果是一致的，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主要以100卷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考证的形式呈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则用一本书、以理论概括的形式展示。当然，二者还有其他区别，比如，《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主要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经典文献翻译传播情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则比较完整地反映了100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与发展的总体情况。

　　本报记者：那么，展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100年的过程，意义究竟有多重要？

　　杨金海：展现这个过程，其意义太大了。这可以让我们了解到，100年来，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从西方漂洋过海传播到中国，一步步实现中国化，并指导中华民族发生了天翻地覆巨大变化的。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的民族，谁对我们有恩，我们是不会忘记的。马克思主义100年来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幸福，彻底改变了我们民族的命运，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事业，弘扬他们的精神和理论，把社会主义、的事业一代代传下去，为创造一个美好的中国、美好的世界而不懈奋斗。

　　本报记者：特别想知道您在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有哪些细节、哪一部分的书写让您最有感触？

　　杨金海：我们是怀着一种敬畏之心、感恩之情来创作这本书的。其中有很多令人感动的地方。

　　比如，在写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我常常为这个觉醒年代许多志士仁人的爱国情怀所倾倒。像李大钊等一大批有志青年，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冒着牺牲的危险，拿出家中的钱财，传播革命真理，告诉中国人民：“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李大钊后来被北洋军阀杀害，在刑场上，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令所有人震撼。是什么力量使他具有如此的铮铮铁骨，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因为他坚信，社会主义、事业是正义的事业，一定能够胜利！

　　又如，在写井冈山时期革命道路开辟时，我常常为的创新精神所折服。坚信马列主义，但他不死板教条，而是灵活运用这些理论。他认为，运用理论，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关键是要结合实际；为了解实际，他创造了调查研究方法，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在这个时期，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写了大量调研报告，把中国国情真正摸透了。所以，他能够领导我们党转危为安，不断取得胜利。到延安后，仔细从理论上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经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概念，写出了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创造的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永远值得我们传承。

　　提供百年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启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本报记者：习说：“中国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我以为，这本书所写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以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行”。您在书的最后一章专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创新的方法论启示”，能再简要总结一下吗？

　　杨金海：马克思主义“行”，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世界上“行”，二是在中国“行”。常常有人以为，只有我们在讲马克思主义，好像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国家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影响十分巨大。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有一个评选“千年思想家”的活动，结果是马克思当选，而且他的得分比牛顿、爱因斯坦等还要高很多。为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影响很大，100多年来，它一直引领着世界工人运动，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推进妇女解放、儿童解放等人类进步事业。

　　当然，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也有挫折，特别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马克思主义受到伤害。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这些年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又特别受到关注。我们这部书的重点是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就是要让世人了解，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关键在创新。100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在实践中总结了一套理论创新方法，最根本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中包括学习理论、调查研究、总结规律、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世界文明成果、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理论与实践互动等方法。由此形成了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推进。随着时代的前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本报记者：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一致肯定了您在书中体现的“鲜明的通俗性和大众化”文风。比如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仰海峰说，“作者把学术话语、理论话语和大众话语很好地结合，把我们对党的理论的日常理解上升到学理性高度，又结合历史和实践进行阐述，足见作者的学术功底。”这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

　　杨金海：应当说，这既是有心的，又是自然的。我们一开始就把这本书确定为理论通俗读物，想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把100年的理论创新故事讲出来，不想干巴巴地叙事。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语言问题，根本上还是对人民的感情问题。如果我们在写作中时刻想着人民、想着读者，就会尊重人民，和风细雨地说话，而不会说教。况且由于篇幅所限，也不能进行长篇大论的考证，对长篇大论老百姓也不爱看。

　　本报记者：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理论创新史。我们一直在说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党史故事，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真正讲好新中国史、讲好党史，党的理论创新史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党的理论传播上，如何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您有什么经验跟大家分享？

　　杨金海：习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这句话本身就是大众话语，值得学习。“讲好中国故事”，不光要讲革命、建设、改革等实践中的故事，还要讲思想史上的故事。因为人是精神动物，精神变化才是最深刻的变化。人的精神的改变是很难的，但一旦精神变了、进步了，那么，人就从根本上主动了、进步了。常言道“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是讲的这个道理。100年来，中华民族的巨大变化，说到底就是中国人的精气神变了，为什么？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这样的科学理论指引，中国人民才有了希望和动力，从精神上站起来了，然后发奋努力，变被动为主动，改天换地，取得革命胜利，首先从政治上站起来，后来在经济上富起来，今天又在向全面强起来迈进。这个转变不容易，100年了，今天还在进行。

　　我们要把这些故事收集整理起来，讲给更多人听，特别是在网络化时代的今天，要用通俗的、简短的、人性化的语言，把这些故事讲好，让中国人在精神上强起来。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指日可待。（辽宁日报记者 高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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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百年发展历程中，重视基层、强基固本，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

　　杨金海撰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与发展》一书，日前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