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百年历程

　　ku真人【摘要】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的诞生、成长和壮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党的创建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就积极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翻译了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成立后，开始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总计达530余种，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代编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编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几乎全部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已经形成了体系，主要包括全集、选集、文集，以及各种专题文集和单行本，从而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较充分的文献依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基础文本。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版；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王学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诞生、成长、壮大的思想基础，是指导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始终保持正确航向的指路明灯，是引领我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因此，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历来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今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以此为契机，认真回顾和总结百年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发展历程，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的诞生、成长和壮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党的创建时期，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就积极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翻译了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引起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和热烈向往。正如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很快开始接受并研究马克思主义。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马克思、恩格斯的部分著作在中国开始传播开来，促进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

　　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就曾接触过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十月革命胜利，使他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思想的革命先驱。1917年冬他受聘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之后，积极组织进步青年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他大量扩充了图书馆中有关民族解放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包括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把图书馆变成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活动场所。

　　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一起创办了《每周评论》，刊载了不少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４月６日，即五四运动前夕，《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栏里，发表了《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人》的最后几段译文，约有千余字，标题是《的宣言》，译者署名舍。

　　1919年２月，北京《晨报》副刊改组，李大钊应邀参加编辑工作。同年５月，在李大钊主持下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除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和马克思的生平简介外，还刊载马克思的原著译文。例如，1919年５月９日至６月１日连载了马克思的重要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标题译为《劳动与资本》，是由食力从日文转译的。

　　五四运动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进步团体和出版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述也随之日渐增多。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新青年》杂志，经过五四运动，逐渐变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李大钊把他主编的第６卷第５号编成了“马克思主义专号”，亲自撰写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续刊登在第６卷第５、６号上。他依据《资本论》《宣言》等著作的基本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较系统、详细的介绍。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李大钊的帮助下，北京《国民》杂志也开始刊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11月的第２卷第１号译载了《宣言》第一章的全译文，译名是《马克斯和昂格斯宣言》，译者是北京大学学生李泽彰。

　　1919年７月，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转载了食力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译文《劳动与资本》。同年５月，该报还转载过北京《晨报》发表的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和刘南陔的《社会党泰斗马克斯之学说》。1919年８月，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中，翻译了《宣言》中的十项纲领。

　　1920年３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并集资建立了一个名为“亢慕义斋”（即英文“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的音译）的图书室。据1922年２月６日《北京大学日刊》所载《马克斯学说研究会通告》提供的资料，此时研究会已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据罗章龙回忆，他于1920年初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加入了“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研究会成立了翻译室，下设英文、法文及德文三个翻译组。罗章龙所在的德文组曾用德文本翻译过《宣言》全文。当时由于受条件限制，译本为油印本，仅在内部传阅。

　　1920年５月，上海以陈独秀为首的一批先进分子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酝酿建立中国。1920年８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早期组织成员陈望道翻译的《宣言》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它的出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党的创建时期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目前已发现的共有八种，除《宣言》外，还有《雇佣劳动与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第一版序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致博尔吉乌斯的信》等。其中有两种是单行本，其余均在报刊上发表。《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为全译文，其余都是节译。这些译著对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为中国的创立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1921年７月中国成立了。从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开始有领导、有计划地被译介到中国来。党机构建立后，立即着手组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出版工作。1921年９月１日，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设在上海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今30号），由当时党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李达亲自主持，主要任务就是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和译著。该社的出版计划宣布，准备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但由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物质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全书”的出版计划未能完成，实际只出版了三种：《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和《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前两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后一种是李汉俊翻译马尔西著的介绍《资本论》的通俗小册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于1923年11月成立了党的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等革命书刊和党的宣传刊物。上海书店从1923年成立至1926年遭查封为止的三年中，除印制发行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大量马克思主义宣传读物外，还重印发行了陈望道译的《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于1925年出版了《哥达纲领批判》的一个新译本。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遭到破坏，被迫转入地下。人和进步文化工作者在严酷的环境下，利用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形式继续传播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迄今所收集到的材料来看，在1928～1930年的三年中，翻译出版了包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在内的近４０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党的出版机构长江书店、无产阶级书店先后被反动派查封。其后党又成立了华兴书局，继续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和党的重要文献。华兴书局在1929～1931年间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翻译出版了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有关俄国革命的书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革命形势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华兴书局于1930年出版了华岗重新翻译的《宣言》。这是我国出版的《宣言》第二个全译本。这个译本与1920年的译本相比，译文质量有所提高，《宣言》的最后一句口号由“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改译为使用至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华兴书局还编辑出版了一本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六篇论著的文集《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于1930年３月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种，以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的名义出版。此外，1930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有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和李一氓翻译的《马克思论文选译》第一集。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马克思的不朽名著《资本论》也开始在中国翻译出版。1930年３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是陈启修（陈豹隐）根据德文原版并参照河上肇的日文本翻译的。接着，潘东舟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三、四篇（第４～13章），分为两册，即第二分册和第三分册，分别于1932年８月和1933年１月由北平的东亚书店出版。北平的另一家出版社生活书店，以北平国际学社的名义于1932年９月出版了侯外庐和王思华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上册（第１～７章）。其后又陆续出版了中册（第８～13章）和下册（第14～25章）。1936年６月，又以“世界名著译丛”的名义将三册合订，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署名右铭（即王思华）、玉枢（即侯外庐）合译。接着，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于1938年８月31日至９月30日相继由上海的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三卷本《资本论》中译本。

　　抗日战争时期，党继续有领导、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当时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既是党全国进行抗战的中心，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中心。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具体领导下，由专门的翻译机构进行翻译，由党的出版社在自己的根据地出版发行的。

　　1938年５月，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院长为洛甫，即张闻天。马列学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培训干部；另一部分为编译部，专门负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张闻天亲自兼任编译部主任。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由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战争年代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工作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延安解放社相继推出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种、《列宁选集》18卷和《斯大林选集》５卷，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单行本和专题文集。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迅速扩大，广大党员干部对马列著作、著作的需要也日益增加，各解放区陆续建立新华书店，大量翻印、重印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的马列著作甚至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版本。1949年２月，党中央正式审定了一套干部必读书目，共12种，包括《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运动中的“”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布）历史简要读本》《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十二种干部必读书目从1949年６月到1950年６月全部出齐，一年时间内印行总数达300万册，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对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翻译出版马列著作总计达530余种，这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中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事业创造了良好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49年６月，中央俄文编译局成立，同时中央宣传部设立了斯大林全集翻译室。1953年１月29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决定：“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并以此二单位为基础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从此，中央编译局成为我国组织、协调和实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工作的中心。

　　70多年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经过几代编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我国已经编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几乎全部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已经形成了体系，主要包括全集、选集、文集，以及各种专题文集和单行本。

　　中央编译局成立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启动了三大全集，即《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译工程。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第一部全集是《斯大林全集》。1953～1958年，用５年时间编译出版了《斯大林全集》13卷，共340多万字。

　　接着是《列宁全集》，主要依据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编的《列宁全集》俄文第４版编译。1953～1959年，仅用６年时间就完成了３８卷、总计1500万字的编译出版任务，向国庆十周年献礼。20世纪60年代初又根据新出的俄文版编译出版了第39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5年开始动工，主要依据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２版编译，1955～1975年完成了39卷正卷，1977～1985年完成了11卷补卷。这样，前后历时30年时间共出了50卷，总计3200余万字，总印数达431.7万册。

　　马恩列斯三大全集中文版的完成，第一次在我国较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貌，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较充分的文献依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基础文本，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

　　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深入、编译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版本的出现，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新版全集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列宁全集》中文第２版从1975年起开始筹划。作为其准备步骤，1977～1990年，以中央编译局为主体，组织全国17所高等院校参与协作，编译出版了17卷《列宁文稿》，共刊载未收入《列宁全集》中文第１版的列宁文献930万字。

　　1982年５月，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编译新版《列宁全集》。中央编译局联合全国12所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重新校订原有译文，翻译了大量新文献，并编辑了三卷《列宁全集总索引》。1990年，《列宁全集》中文第２版60卷全部出齐。2001年以后，又根据1991年以来发现的新文献，编译出版了两卷《列宁全集补遗》。

　　《列宁全集》中文第２版主要以俄文第５版为依据，是目前世界上收载列宁文献最丰富的版本，比俄文第５版还多５卷，比中文第１版多21卷，多收文献5009件。全书分成著作、书信和笔记三大部分。所有译文都重新校订，所有前言、注释、人名索引和文献索引都重新编写。与中文第１版相比，第２版的译文质量明显提高，编辑更加合理，参考资料也更加完备。

　　从2010年起，又在《列宁全集》中文第２版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列宁全集》中文第２版增订版，仍为60卷。其中列宁使用的马恩著作引文全部采用新译文，并将《列宁全集补遗》中的重要内容纳入增订版。增订版于2017年底全部出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１版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主要是用德文写的，但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还缺乏既精通德文又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才。根据当时的实际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只能从俄文转译，因此中译本难免带有俄译本的痕迹和缺点。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１版收录的文献也不够全，在编辑和资料方面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

　　1986年７月，中央书记处正式批准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２版的编译方案。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主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ＭＥＧＡ２）为依据，并参照德文版编译。所有著作都按原著文字重新校订，凡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有多种版本的，都以他们审阅过的最后版本为准，对不同版本有重大差别的地方，则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全书计划出70卷，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第１～29卷，收入除《资本论》外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所有公开发表过的著作及其手稿、草稿、提纲等。第二部分为第30～46卷，收入《资本论》三卷及其直接相关的著作和准备材料，包括1857～1858年、1861～1863年以及1863年以后的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第１卷除收入恩格斯生前审定过的1890年德文第４版外，还收入德文第１版和法文版。第三部分为第47～60卷，收入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书信。第四部分为第61～70卷，收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笔记。

　　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仅收文更齐全，分类更合理，而且资料部分比第１版也有较大改进。每卷都重新撰写了《前言》。基本上每篇著作都有题注。所有注释都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作了修改，内容更加充实。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名目索引也都经过重新修订和补充。可以说，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充分反映了国内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和编辑的最新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２版迄今已经编译出版了32卷，受到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集是供广大干部群众阅读的普及版本，入选文献既要保持理论的系统性，又要适合一般读者的阅读水平和需要。选集的编目原则是在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和书信中，选编或节录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力求较全面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重要的观点，使读者通过有限的篇幅，比较系统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和精髓。

　　1960年，中央编译局从《列宁全集》中选出列宁在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205篇，编成四卷本《列宁选集》，约258万字。1972年，在调整篇目和重校译文的基础上，编成《列宁选集》第２版，收入代表性著作178篇。1965～1966年，中央编译局编辑完成了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但未公开发行。1972年，经过重新编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版问世，收入马克思、恩格斯的代表性著作89篇、书信96封，总计211万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版和《列宁选集》第２版于197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量分别为949万部和1109万部。

　　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央编译局开始着手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进行修订，于1995年６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和《列宁选集》第３版。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出版后，鉴于文集对全部译文重新进行了审核和修订，为保持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文的统一性、准确性和规范性，中央编译局利用文集的编译和研究成果，编译出版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修订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全部采用新译文，正文和资料部分总字数约为350万字，比第２版增加了65万字，称为第３版；《列宁选集》只修改列宁使用的马恩著作引文，称为第３版修订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版和《列宁选集》第３版修订版于2012年９月出版发行。

　　除选集之外，中央编译局还在不同时期编选了各种专题文集和文选，并出版了各种单行本。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一是从1997年起，编辑《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系列丛书，共出了22种单行本，其中马恩著作１３种，列宁著作９种；二是从2010年起，利用文集的编译和研究成果，编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系列丛书，迄今已经出版了五批共27种，其中马恩著作18种，列宁著作９种。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体系中，最富特色的是两部文集，即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

　　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2004年党中央开始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重新审核和修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文。为此，中央编译局专门组织成立了课题组，按照中央的指示和要求，编译出版十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五卷本《列宁专题文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精选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写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涵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前四卷按照编年原则编排，主要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第一卷为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著作；第二卷为欧洲1848年革命前后时期的著作；第三卷为第一国际成立至马克思逝世前的著作；第四卷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所写的著作。后六卷按照专题原则编排：第五、六、七卷为《资本论》；第八卷为《〈资本论〉手稿选编》（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的摘选）；第九卷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节选）；第十卷为书信。各卷均附有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和主题索引，第十卷还附有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大事年表。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课题组根据最权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对全部译文重新作了审核和修订，对各类资料作了补充和订正。在注释部分，重新编写了全部著作的题注，增加了对各篇著作主要理论观点的介绍，并增加了对重要著作中译本出版情况的介绍。

　　《列宁专题文集》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第２版选编，分五个专题编为五卷：《论马克思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论无产阶级政党》。各卷精选了列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笔记和书信。各篇著作都附有题注，对核心内容和理论要点作了导读性的介绍。

　　经过６年的不懈努力，两部文集于200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选材更精当、译文更准确、编排更合理、资料更翔实的基础文本和学习读本，为全党加强理论武装提供了最基本的教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继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促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发展。在党中央的关心和支持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继续取得令人瞩目的新进展。在上述各项编译成果中，党的十八大以后完成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２版第14卷、26卷、28卷、29卷、35卷、36卷、37卷、38卷、42卷、43卷、49卷，共11卷；《列宁全集》中文第２版增订版，共60卷；《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文库》共５批27种。

　　2018年４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就《宣言》及其时代意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人的必修课……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好用好《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要加大经典著作编译力度，坚持既出成果又出人才，培养一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骨干队伍。要深化经典著作研究阐释，推进经典著作宣传普及。”我们一定要牢记习的嘱托，不负众望、再接再厉，在新的征程上，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