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真人周恩来与《宣言

　　ku真人《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于全世界的者都具有非凡意义。纵观党的历史，一代又一代人都是在《宣言》的影响下确立信仰，走上革命道路的。在党的集体中，周恩来很早就读过《宣言》，这本书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周恩来是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信仰者的。1917年，周恩来以优异成绩从南开中学毕业。他带着“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期待，决定到已经开始工业化道路的日本去求学。临行前，他写下“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诗句，并与同学郭思宁相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在日本，周恩来大量阅读社科类书籍，包括《社会主义神髓》《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以《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为例，作者幸德秋水在开篇的自序中就强调本书首先参考的文献就是《宣言》，并特别介绍唯物史观公式，这些都给周恩来带来了思想上的启迪和视野上的开拓。1918年7月至9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后在国内大量收购军米，引起米价暴涨，严重影响百姓生计，这一情况导致多地爆发“米骚动”事件。日本全国共有33个县，1/4的人口卷入其中。9月中旬，日本政府最终以出动军队的武力方式平息了这一事件。“米骚动”事件使周恩来认识到，国富和民强并不是自然关联的，日本社会问题的尖锐很直接地说明了其发展道路并不完美。

　　现实的冲击，使得周恩来原来对日本抱有的期待破灭了。但是，周恩来在日期间读过的那些遵循《宣言》原理写就的著作，包括《震动环球的十日》《社会问题研究》《贫乏物语》等书，让周恩来初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资本论、阶级斗争学说等理论并倍感欣喜，他在《雨中岚山》中曾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1919年初，在知悉母校要建大学部后，周恩来决定归国报考新成立的南开大学。不久，因为在巴黎和会中的外交失败，五四运动在北京率先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5月5日，天津学生第一时间响应，周恩来也积极参与其中，成长为的领导骨干。

　　1920年1月，因为参与领导，周恩来在赴直隶公署请愿时被捕。在狱中的半年时间里，他和大家一方面积极与反动政府抗争，另一方面集中研究社会问题。周恩来五次对狱友作演讲，主题都与马克思学说中的经典观点有关。

　　这是周恩来个人马克思主义观开始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牢狱的历练和人身的羁押，没有让他感到人生的彷徨，反而更加认清中国的现状，催发了思想的升华。周恩来逐步确立信仰的过程便是始于这段狱中生活，他曾跟友人说到，自己“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同年8月，《宣言》中文译本在国内问世，译者陈望道。对于这部中文首译本，周恩来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我最早读到的陈望道翻译的《宣言》，这个译本虽然有些缺点，但基本原理大体是正确的。”多少年之后，当长征结束周恩来在陕北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仍念念不忘：“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宣言》。”

　　周恩来出狱之后，无法再回南开大学正常就读。这时，刚好赶上国内兴起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也想到欧洲去实地看一看，一方面了解当地社会真相，另一方面对比社会改造学说，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选择一套适合中国的科学理论，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1920年11月，周恩来终于如愿登上赴法的邮轮。到达法国后不久，周恩来又辗转去过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

　　当时的欧洲正处于一战之后，社会上各种思想激荡，主义思潮不断。在英国期间，周恩来不仅注重课堂听讲，还把市井中的社会现象都作为考察项目。在那时，欧洲各国运动高涨。周恩来抓住马克思主义学说得到充分传播的有利条件，研读了英文版《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大量经典著作，订购多份英法等国的机关报。结合对英法等国社会及工运现状的考察，周恩来对各种主义思潮反复对比，与国内好友通信探讨，最终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确定了个人的政治信仰。对于这段经历，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在国内曾看到《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

　　1921年，确立了信仰的周恩来，加入巴黎小组，由此成为中国最早的党员之一。一年后，周恩来在给国内觉悟社好友的信中，深切回顾了自己信仰确立的心路历程，他说道：“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们当信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就在确立信仰之时，周恩来得知觉悟社社员黄爱被反动军阀杀害的消息，他悲愤地写下诗篇《生别死离》表示悼念，并明确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1924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周恩来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回国参加革命。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周恩来始终把《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学习它、宣传它、践行它。

　　周恩来不仅自己经常阅读《宣言》，还不忘利用各种机会对外推荐它。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北伐战争中、土地革命中，周恩来都积极在他所领导的军校学生、革命队伍、党员干部等群体中传播《宣言》。长征期间，周恩来把《宣言》放在随身携带的皮包中；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依然没有放下对《宣言》的学习和宣传，他还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时，创造性地将《宣言》送给宗教界等各界人士，推荐他们阅读了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再次认真阅读校正版的《宣言》，还工整地在封面签下个人姓名和阅读时间、阅读地点等重要信息。在德国马克思故居纪念馆，有周恩来阅读信息的《宣言》复制本被作为中国领导人赠送的国礼，永久地保留在那里。

　　对于《宣言》，周恩来充满敬意和深情；对于它的中文首译本作者，周恩来同样如此。1949年6月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召开时，周恩来郑重地对参会的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1975年1月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又殷切地对陈望道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人的心病啊！”同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再一次见到陈望道，他说：“《宣言》你是参考哪一国的版本翻译的？”陈望道回答说：“日文和英文，主要是英文。”周恩来就用英文和陈望道交谈，并对《宣言》英文版作了一些分析，两人还商讨了翻译上的一些问题。

　　周恩来始终注意把《宣言》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实践中。他在处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他将《宣言》排在14本推荐同志必读书的首位，希望大家都来阅读这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