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

　　ku真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人经过一百年的不懈努力，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在不断形成新的时代特征和民族形式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创新和发展。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先驱者，其中尤以李大钊最具代表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论述具有标志性意义。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则主要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实际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使其在中国大地上获得了“实践能力的明证”。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种结合使中国革命在实践上取得了成功，走向了胜利。这种“结合”在实践上的成功，需要理论上的反刍和升华。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现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同志强调“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他写出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成为中国人在总结和反思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同志的著作用中国式的语言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从中国视角和立场出发提出并解决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志当年在延安阅读苏联哲学教科书时作的眉批中说，“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消化，推动了哲学思想的确立和形成。

　　1938年，经同志提议，在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旨在为从理论上消化中国革命经验做哲学准备。1940年6月，同志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指出：“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以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代表的文本，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又是立足于中国实际、从中国视角出发，赋予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民族形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于1935年印行，两年后正式出版。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系统介绍，而且是自觉满足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的时代，我无数同胞都正在壮烈的牺牲着，英勇的斗争着，用自己的血肉，推动着这个大飞跃的实现，创造着这个大时代的历史。……可是，战士们为要有效的进行斗争的工作，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就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新生的社会现象，去解决实践中所遭遇的新问题，借以指导我们的实践。……因此，我特把这书推荐于战士们之前。”1935年，艾思奇结集出版《大众哲学》一书，对于中国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开创性的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典范之作。他提出：“旧哲学统治的时代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在中国有着无限未来的必然是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使被压迫者的前进之势更加锐不可当。”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历史任务，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84年，中央发布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这意味着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性和世纪性的难题，我们在实践上成功地做到了，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恩格斯在给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说过：“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基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同志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意味着要尊重中国的基本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探寻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迎来了第二波“西学东渐”，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适宜的氛围和条件。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塑造的时代精神，也在更深刻的层面上浓缩和积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之中。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进展。

　　这种进步和进展主要表现在：一是恢复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真实含义，凸显实践的唯物主义真谛，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又为其丰富和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内涵。二是高扬人的主体性。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其中贯穿着一条主旋律，即人的主体性觉醒。三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广义的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和诠释。这意味着在真、善、美等不同维度上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多元内涵，不再仅局限于认知领域，而是凸显价值和审美的维度，从而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蕴。四是依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重新发现马克思“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思想。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统一之建构。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上，真正实现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统一，避免了那种离开思想史的学理的空洞化和偏离学理规范的思想史事实的机械堆砌。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背景的深化与拓展。只有充分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来源，才能更恰当地领会其实质。在这方面，也突破了以往那种简单化的理解，越来越详尽地揭示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的思想史前提。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机整体性的恢复和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板块式”结构被打破，注重实践这一初始范畴基础上的有机整合，使其变成一个有机的“系统”而不是“堆”。八是探索并建构学理阐释、文献考证和实践反思等不同研究范式及其建设性的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具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它们的互补和对话为相关研究的开放性提供了可靠保障。

　　习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论断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表明，我们实现了由宾格到主格的角色转换，从而摆脱被客体化的命运，以主体性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要求我们在当代新的历史语境中再度达到文化自觉，获得文化意义上的主体意识。就此而言，我们不仅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形成“民族形式”，才能成为“中国的”而不仅仅是“在中国”。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写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版本”。“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体现“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突破“翻译体”而真正“说汉语”，更重要的是要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践应用所创造的丰富历史经验“反刍”并“消化”掉，从而使其升华为浓缩着中国人之“此在”性的哲学修辞和理论形态。这既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建构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