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挑战与机遇”高峰论坛举行

　　ku真人3月26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挑战与机遇”高峰论坛举行。论坛由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与南京师范大学“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多位专家学者相聚云端，就数字时代新的经济、社会现象进行理论探讨，展开深入分析和批判。

　　随着数字时代来临，以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区块链、元宇宙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嵌入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领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今世界的面貌。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许开轶在致辞时提出，数字化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挑战。有效应对这一局面，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给予回应和阐释，从哲学高度对数字时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给予分析和批判，从而揭示其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近代自然科学高速发展的一个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密切追踪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技术发展进行深层次的哲学理论探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以“技术化社会与劳动问题”为题，对技术化时代劳动的生产性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身处技术化社会、处于现代性之中的人们，不能把技术当成外在因素，而必须直面技术化时代的劳动的问题：针对“非物质劳动”这样的概念和范畴，讨论劳动的生产性问题，反思劳动的生产性的意义；从技术设计方式的视角审视社会分工体系的形成，对技术进行深入的社会分析。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林青认为，要基于对现有社会条件的分析和研究，重思唯物史观的再具体化问题。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是生产，数字经济生产形式上的非物质性实质上仍需以物质生产为基础；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新体现的数字生产，必须制造社会共同性，即与生产有关的特殊社会关系，以维持其自身的复制与推广，并由此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剥削与吸纳；数字资本构建的社会共同性之中，偶然因素始终存在并发挥着重要影响，如何驾驭、规范和调整数字经济的这种偶然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原则所必须回应的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张福公对马克思“一般智力”范畴进行文本回溯与分析并提出，马克思使用“一般智力”概念，意在强调资本主义机器生产过程中智力所体现的社会性特征，即作为社会知识总和的“一般智力”。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一般智力”的形态演变为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一般智能”。“一般智能”既是社会智力积累的历史产物，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特殊产物，究其本质，它仍是资本对社会活动实质性吸纳的进一步推进。

　　“理解数字化时代的劳动或者说数字化劳动，劳动二重性或劳动辩证法是关键——这是理解社会历史特殊性的枢纽。”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秀琴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艰巨任务和我们当下的美好生活，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作为思想支撑。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劳动二重性是理解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枢纽和理解他的全部问题的钥匙。在劳动的价值化的辩证运动过程和关系体系中，劳动的价值规定性和价值的劳动规律性之间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历史特殊的过程和关系。

　　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生产方式，因此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探讨公平正义这样的重大政治哲学问题时，需要回到经济学的语境中。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佃来表示，社会财富在其增长过程中本身就蕴含着公平正义问题，将作为经济学范畴的数字经济与作为政治哲学范畴的公平正义相结合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数字时代的经济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字经济成为引领当代经济发展的主潮，它既为公平正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机遇、可能和空间，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它改变了传统的劳动型经济生产方式的资源分配方式。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白刚探讨了数字资本主义是否“证伪”了《资本论》的问题，引发了与会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代价值的重思。他提出，数字资本主义的出现虽表明了资本主义存在形式的发展和跃迁，但其通过资本增殖获取剩余价值的本质并未改变，因此数字资本主义并不是经济学的“革命”；其次，数字资本主义借以攫取剩余价值的信息技术只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延伸而绝非劳动本身，因此“技术决定论”这一表象背后的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规律在数字时代依然成立。总之，数字资本主义依然处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域之中，并没有否定和证伪《资本论》。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大平从数字经济是什么、数字经济为何对哲学提出挑战、哲学为何要利用这一机遇等三个方面发言提出，无论是数字经济产品还是其运作的商业模式，都没有触及商品生产的根本逻辑，在此意义上“数字经济”只是一种比喻性的修辞。尽管从生产过程、结果和实质上来看，数字经济并不新颖，但数字生产所凭借的数字化技术却值得深思。不可否认，技术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但数字技术的超速进步似乎扭转了技术的工具地位，它将摆脱人为干预而获得自动化进步，面对这一可预测的灾难性未来，哲学必须发问，重思技术与人的关系。他强调，以数字技术大量应用为特征的数字经济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具体结论，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深思与探讨。

　　平台化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特征。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成为数据聚合的主要渠道，提升了数据的资本价值，实现了劳动的在线化，也是数据收益的主要占有者。与会学者对平台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分析。

　　辩证审视平台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与时代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潘斌从概念谱系、基本特征、深层悖论等三个维度对平台资本主义的定义和现实表现进行探讨并提出，平台经济是对生产资料、劳动工具与价值形式的重要创新。平台资本主义是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是资本垄断的新形态。平台资本创新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但没有改变平台内在的资本逻辑属性。平台资本主义对传统劳动方式进行了有限突破，但并没有改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劳动原则。尽管平台资本并未改变资本内在的运作逻辑和受资本驱使的生产劳动的固有属性，但“开放、共享、共治”的生态体系，能够成为“平台”实现的可能条件，当然，这一良好愿景的实现离不开对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坚持与推进。

　　“数据本身不是资本，它进入生产以后变成一个数据流量，才能实现资本化，变成数字资本牟利的资源和工具。”在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看来，不是所有的数据都能产生利润，平台的重要工作是加工数据，将原始静态的数据变成动态的流量。只要数据—流量不断地在各种平台上流动和交换，数字资本主义就能从中获得前所未有的高额利润。在这样的过程中，生产关系从原来资本家的工资—雇佣的模式变成了平台—用户模式。数字资本主义在切实改变世界的同时，往往会制造更大的不平衡，使得财富、数据越来越集中，这是必须重视的严峻的现实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教授吴静提出，资本通过对平台系统的搭建进而实现对社会资源和社会公共性的占有，实际上是资本总体吸纳过程的表现。这种总体吸纳过程体现为两方面，一是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控制和分割，二是资本对社会公共性的吸纳。金融资本通过数字平台捕捉到市场热点，并通过风险投资迅速扩大相关市场占有率，这其实是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收割的体现。尽管资本在产业市场可能处于亏损状态，但金融资本却能借由平台快速实现由简单积累到对各行业剩余价值的超量盘剥，这意味着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并未改变；平台资本主义不仅通过“共享经济”的模式对社会造成了大量的负外部性，也通过公共的算法机制完成了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改造，由此实现了资本对社会的全面规训。

　　以“数字经济时代生存境遇展望”为题，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立新对数字时代的一般性社会生活进行审视并提出，对数字时代人的生存境遇的把握既要关注传统社会因素在当代的全新表现形式，同时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为基本立场，流动性、平量化与符号化，是数字时代社会生活的一般性风貌和基本特征。数字经济时代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面临被重构的可能性，应以劳动为导向性原则扬弃传统的资本导向造成的异化。数字时代高度符号化的社会需要高效能的国家治理加以引领，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对数字异化这一范畴要进行反思，必须警惕‘异化’这类话语的广泛使用对问题本身的遮蔽。对数字时代涌现出的社会问题，不能以标签式的异化批判架构代替对问题本身的细致分析和哲学思考。”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教授徐强认为，身处数字经济时代当中，只有回到对人的现实问题的关注，才能实现理论的自觉，完成哲学话语的建构。数字时代的最大问题在于人的异化，不是数据错乱、而是人的错乱，不是数字变了、而是人变了。无论是资本本身还是对资本的占有和支配，背后反映的都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人必须面对的利益关系。而只有回到“人”自身，实现身份的自然确认和数字主体身份的确认，才能形成正确的态度、做出正确的选择。

　　应对算法权力、数据垄断、平台异化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挑战，建设数字命运共同体是可行方案。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董慧认为，应对数字时代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和挑战，需要秉持多边主义，兼顾安全发展，坚守公平正义，建设以安全、共享、秩序为核心理念的数字命运共同体。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最大限度地提高数据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水平，降低运营成本和交易成本，畅通共享渠道，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弥合数字鸿沟，为全球数字治理作出理论和实践贡献。

　　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桑明旭梳理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现状并提出，当前的相关研究未能真正直面时代现实，以至于不能动摇数字资本主义的单一主体性逻辑。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未变”与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已变”两个维度看时代现实，要从理论上对马克思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理论进行回溯。尽管数字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危机修复和自我创新能力，但随着数字生产方式的全球布展，其发展的不协调和不平衡愈演愈烈，已然呈现出普遍危机的态势。而只有对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历史性的批判和分析，才能说清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