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丰富和发展ku真人

　　ku真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新境界。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发展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科学纲领与行动指南，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科学指导思想和坚实理论根基，亦是新时代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深邃思考的智慧结晶，必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宝库。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团结关乎国家安全、稳定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的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其郑重写入党章。2020年，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再次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2021年，习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民族团结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实现又依赖于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同心同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必将在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与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中发挥重要而深远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的视阈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是新时代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中国化的最新重要成果。基于此，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发展史的视角，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重要创新意义作一简略关照。

　　马克思、恩格斯（为行文简洁，以下简称“马、恩”）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创立科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民族问题。他们通过深刻批判资产阶级民族理论与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扬弃而强调指出，世界各国各民族工人阶级的团结以及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的团结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暨社会主义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并因此就民族团结提出了重要论断。

　　共同的利益是促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的重要前提。马、恩看到，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由于现代工业，由于运用机器”，“一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产阶级”。[1]既然各国工人阶级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这一共同的革命斗争对象，“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2]在《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对民族团结的范畴及阶级基础作了科学概括与精辟论断。

　　民族独立是民族团结的必要先决条件。马、恩认为，只有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民族平等，也才可能促进各民族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的团结或联合。以此分析指出，首先，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所向，因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野蛮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在客观上推动世界各地民族意识觉醒乃至高涨的过程。其次，如果“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3]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探索与政治实践的历史视阈看，马、恩提出的民族独立是世界无产阶级国际合作并促进民族团结之重要基石，这一精辟论断为后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赶走外国侵略者、完成民族独立之历史任务后实行民族自决，即对内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本民族事务，对外以独立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基础与前提。马、恩指出，其一，各民族虽有大小、强弱以及先进与落后的差异，但每个民族都自有其优秀之处，各民族并没有优劣贵贱的区分。其二，主张民族平等，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那种“踌躇满志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4]的大民族主义，反对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其三，民族平等作为民族团结的基石，不应只停留于口头上、形式上与法律规范的层面，而应当落实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实践层面，表现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诸方面。其四，“平等”的概念，无论是作为思想观念还是历史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各社会阶级那里有着不同的内涵与人群包含范围。其五，马、恩在主张民族平等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客观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并且认识到这种差异“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5]马、恩的这一理论观点，为此后人在革命胜利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国内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以缩小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而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是民族团结的领导核心。马、恩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也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同时也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6]因此，马、恩强调，在欧美各国工人运动中，只有人能高度重视并“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在实践方面，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7]

　　社会主义是民族团结的必由之路。马、恩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之旧的社会制度，既是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之根源，也是造成民族歧视、民族隔阂与民族压迫并进而严重影响民族团结的重要缘由。马克思对此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8]恩格斯也尖锐地批判说：“迄今为止，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9]因此，“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10]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只有通过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制度，才能真正消除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创造有利条件。

　　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基本观点与原则。20世纪初，列宁从人类社会已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蓬勃高涨的世界形势出发，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的思考与理论阐释。首先，对阶级利益应高于民族利益作进一步阐述。列宁指出：“在任何真正重大而深刻的政治问题发生时，派别的组合都是按阶级而不是按民族。”[11]工人阶级“如果把同‘本’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一看得高于同各民族无产者的完全统一，那就违背了自己的利益，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和民主的利益。”[12]他分析说，只要存在着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也就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存在”。他因此反对只高谈民族解放“却避而不谈经济解放”与阶级斗争，“号召各民族工人在他们的阶级斗争中融合起来”“团结一致”，因为“只有这种团结一致才能保证民族平等和人民自由，才有利于社会主义”。[13]其次，对国家、地区内各民族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斗争问题的思考。列宁认为，在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马、恩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既指世界各国各民族工人阶级的国际联合，也包括某一国家或地区乃至某个企业内各民族工人阶级的联合与团结。他因此主张“各民族的工人，不管他们在哪种教育性的、职业性的、政治性的或其他性质的工人组织中，都要实行完全的统一”，[14]强调“我们的任务不是使各个民族分开，而是使各民族的工人团结起来”。[15]列宁关于某一国家或地区内各民族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的理论思考，不但为布尔什维克以“一国胜利论”为依据，成功地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起社会主义苏联，也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重视本国内部各民族的团结，有着重要而深远的理论指导与经验启鉴意义。最后，提出“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各民族已被划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16]在这种国际形势与时代环境下，“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并且也“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国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将“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7]并由此造成无产阶级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的局面。于是，列宁把马、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推进到“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境界，以扩大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国际视阈和阶级基础，来适应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发展的要求。斯大林后来在评价列宁提出“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时代意义及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性贡献时指出：“（一）他把这些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二）他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三）他宣布民族殖民地问题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总的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18]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政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自建党伊始，即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明确提出了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消除民族隔阂、要求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主张。中国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从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传统与现实状况出发，不但在实践上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并有着鲜明中国特色的民族问题解决之路，而且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并在实践中推进了我国民族团结事业的发展。

　　明确提出了“民族团结”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的角度看，马、恩、列、斯等革命导师虽然都很重视民族团结，将其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和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但他们并没有正式、明确地提出和使用“民族团结”这一术语，往往更多地是采用“合作”、“联合”等词语来表示。[19]中国成立后，秉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把民族团结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则。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观点和探讨国内民族问题时，一面继续使用马、恩、列、斯关于民族“联合”、“合作”等提法，一面逐渐提出和使用“民族团结”的概念。[20]从目前刊布的史料看，1936年初，川滇黔边区特委先后公布了《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纲领》和《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行动纲领》，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民族之间的“民族团结”，党号召“川滇黔边区的少数民族团结起来，实行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大汉族主义和恶霸的压迫，反对少数民族之间的互相歧视。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21]这对整个中国民族团结思想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正是通过明确提出和逐渐普遍使用“民族团结”这一概念，党实现了对马列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进程。

　　进一步扩大了民族团结的范畴即阶级基础。马、恩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其着重点是强调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与团结，重点是欧美各国工人阶级的联合与团结；列宁提出“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一口号，虽然很重视各国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联合与团结，但着重点仍是在于强调世界各国各民族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党中央认识到在中国搞好民族团结，不但需要团结各民族的工人阶级，也需要实现各民族工人阶级同农民以及其他劳动群众的团结和联合，同时还要团结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中上层人士，在抗日战争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还要联合、团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因此提出：“中国需要团结，各方面的团结：民族间的、阶级间的、党派间的、国际间的。只有民主与团结，才能使抗战增强力量，才能使中国走上轨道。”[22]在此基础上，中国响亮地提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建设“多民族的大家庭”等口号，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的范畴与阶级基础。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团结重要性的理论思考。中国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都十分重视民族团结。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集体，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中国化作出了开拓性贡献。1956年4月，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强调：“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23]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集体，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进一步强调了坚持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出要实现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团结，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缩小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没有各民族团结，就谈不上巩固社会秩序，谈不上国防，同样也谈不上国家建设。”“有了团结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没有团结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24]等论断。世纪之交，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对党的民族团结理论进行了又一次的充实和发展，指出民族团结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并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六大之后，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工作要坚持“两个共同”的观点。“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就是我们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揭示了我国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必然走向。由此中国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团结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胜利基本保证的理论思考，也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提供了政治和法律的依据。此外，在坚持和加强中国在民族团结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贯彻民族平等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和任用少数民族干部等方面，党制定了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民族团结工作，从多方面、多维度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路径探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在带领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逐梦前行、砥砺奋进的同时，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对新时代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全面部署与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就做好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要求、新思路，从而更进一步地丰富、发展和升华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的理论境域。

　　生命线：新时代党对民族团结重要性的高度强调与形象阐释。在国内外局势日益错综复杂，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给民族团结带来新问题、新挑战的情形下，习高瞻远瞩，洞幽烛微，2014年5月，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的理念，要求“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此后，习多次重申“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强调“把民族团结落实到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贯穿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环节各方面，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关系到执政党、国家与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习用“生命线”来形象地阐释和强调搞好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言辞生动，一语中的，平易之中寓意深刻，既将指导我国各民族干部群众把民族团结视为生命线而倍加珍惜、尽力呵护，引领中国各族人民在的领导下高举民族团结的旗帜，在朝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复兴伟业逐梦前行的征程中，加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团结重要性的理论思考提升到了更新、更高的思想境界。

　　“五个认同”：新时代民族团结之内在要求与思想基础。2014年3月，习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讨论时强调民族工作关乎大局，“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更好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2015年8月，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提出“五个认同”：“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之后，“五个认同”迅速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搞好民族团结的高度共识，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核。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石，重点是解决认同主体的个人身份归属问题，也是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的历史传承和时代弘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命运共同体认同，重点是解决中国各民族及各族人民的民族归属感与族群认同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与现状，是中国各族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坚强保证，也是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渊源和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实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魂魄，重点是解决民族团结的精神文化家园建设问题。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基因，是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文化纽带；对中国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关键和坚强政治保证，重点是解决民族团结的领导核心和政治保证问题。中国作为执政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并取得胜利的核心力量，也是民族团结的关键所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目的在于促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的社会理想追求下团结一致，共同奋进。[25]从总体上看，“五个认同”涵盖了个人身份归属、命运共同体、共有精神家园、领导核心、共同理想信念等关键要素，是一个完整的认同体系。[26]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团结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既要有物质文明为基础，也需要精神文明做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着眼于改善民生，要求各地各级党委政府应“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让民族地区群众不断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一方面高度重视民族团结思想教育工作，多次强调要求“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使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铸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并因此探索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2014年9月，习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重大命题。此后，他又多次强调培养、培育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将其提升到关系民族团结之长期目标与根本任务的高度来倡导和强调。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命题写入党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此成为党和国家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高度共识和坚强思想基石。2021年8月，习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强调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明确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指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战略意义，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提出，使其将不但成为新时代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团结进步与共同繁荣发展的精神力量支撑，同时也沿循着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发展路径，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升华到了一个更新、更高并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崇高境界，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痕，愈益散发出理论创新的璀璨光芒。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23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47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508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67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30-131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478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43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16页。

　　[11]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238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96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386-387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85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275页。

　　[16]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821-822页。

　　[1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下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772页。

　　[18][苏]斯大林著，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院编辑，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斯大林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90页。

　　[19]陈国新、李炳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创新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2页。

　　[20]陈建樾：《激荡与互动：中国民族团结思想的提出与清晰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1]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48页。按此前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于1934年11月29日发出的《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第244页），虽然也使用了“民族团结”一词，但本意是讲苗、瑶民族内部“反对汉族压迫的民族团结”，重点在于强调苗、瑶民族内部阶级斗争“没有显著的展开”和土司、管事等苗、瑶民族中上层人士“在瑶民群众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问题，与党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团结”含义还是有差异。

　　[22]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956页。

　　[23]著，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34页。

　　[24]中央文献研究室，重庆市委员会编：《西南工作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274-277页、第196-197页。

　　[25]喻金伦：《习民族团结思想初探》，《昭通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

　　[26]巴玉玺：《论“对中国认同”与“五个认同”意识培育》，《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1期。

　　【基金项目：2019年度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JDSZK115）；西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1GTZDB01）】

　　（聂文晶，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徐学初，西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