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真人马克思唯物史观叙事中的劳动正义

　　ku真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构建与其对劳动正义问题的阐发紧密关联，他抓住了资本主义时代劳资关系的轴心，并从人类劳动本质出发，通过审视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历史演变来为探讨劳动正义以及其他正义性问题提供真实的起点。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构建与其对劳动正义问题的阐发紧密关联，他抓住了资本主义时代劳资关系的轴心，并从人类劳动本质出发，通过审视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历史演变来为探讨劳动正义以及其他正义性问题提供真实的起点。探寻和明确劳动正义问题要立足于彰显人存在的自由本质需要，扬弃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与现实生命发展相对立的抽象原则。

　　马克思的劳动正义，是以“现实的人”的劳动实践及其需要为出发点来规定正义理念的存在依据和价值旨趣，蕴含了对劳动活动与交往过程中主体自由及其相互间公平、和谐正义价值的诉求。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理论叙事中所体现的劳动正义思想始终与生产正义、社会正义的主题密不可分，并在唯物史观的发展中澄明了劳动正义在与生产正义、社会正义“共在”层级结构中的逻辑先在性地位。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叙事中，生产正义处于“现实的人”存在方式的核心层级，生产正义性原则是劳动正义价值的具体化，在总体展开中体现了劳动正义的需要。在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中，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关系的调整构成了正义性原则的决定性因素，生产正义成为马克思探寻正义原则经济根源和制度前提的新向度。马克思充分肯定生产在展现人类力量上的核心作用，在“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问题上凸显了正义性原则，认为生产方式决定生产正义原则的内容和实质，唯有生产方式的正义才能确保生产关系的正义，使人在把自然关系变更为属人关系的生产中明确正义范畴的规定性，即生产正义作为现实变化的层级既塑造着多重矛盾关系构成的正义的存在状态，又从根本上回应了渗透于人本质力量的劳动正义需要。

　　唯物史观的社会正义主题旨在通过构建正义的社会关系而走向自由人联合体，潜在肯定了人之发展需要的内在动力，依托以生产方式变革为推动力的构建逻辑展现社会正义的内涵指向。马克思认为，生产正义是人类意识对社会关系的反映，决定着社会正义的内容和形态的变迁，由变革生产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社会正义必定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总体的层级结构，即形成社会共同体的正义秩序与基本遵循，社会关系的正义发生变革必定产生影响生产方式及其正义尺度的力量。唯物史观叙事基于社会形态理论来把握社会正义存在的历史背景，借由生产正义的现实动力中介与劳动正义的根本价值诉求形成了双向辩证的呼应式层级结构。

　　马克思的劳动正义思想具有由内及外的层级结构划分，也指向相互对照的多样层级性发展。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存在方式的理论视域，在唯物史观的理论叙事中将劳动视为人的存在根基，使劳动的正义性诉求成为人类历史前进的内在动因，并在阐释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中形成了人、自然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矛盾性结构，其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表现为劳动正义、生产正义和社会正义深度耦合而成的系统性正义层级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劳动正义作为基始层次，体现了人本质力量的正义需要；生产正义是劳动正义的核心层级，塑造了人类社会现实发展方式的正义原则；社会正义是劳动正义的表层结构，生产正义则衍生出人与社会整体关系的正义规范。以劳动正义为基点的层级结构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叙事框架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马克思在分析人类劳动形式演变的过程中，夯实了其正义思想历史性观念的唯物主义基础，实现了正义思想从劳动本质维度向生产领域、社会整体结构的深入推进。

　　马克思既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社会运作中劳动的历史动力作用，更在对异化劳动的解密中阐明“资本正义”“经济正义”支配下非正义劳动生产的存在形式与危害，呈现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制度根源和理论前提，从劳动异化和私有制的关系视角开辟了劳动正义问题的解答思路。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研究对象从人类劳动转换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发现“异化劳动”背后的“现实的人”的存在样态的异化，认为“异化劳动”是对人本质力量的颠倒和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马克思从“经验事实”的维度分析劳动异化的必然性，解构了“异化劳动”的非正义表征。他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置于历史的发展逻辑中进行考察，针砭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事实正义性”表象，即“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资本家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资本主义社会正义观为雇佣劳动制度的合理性辩护，将不符合资本增殖的生产视为非正义劳动，而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劳动“非正义性”是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剥削所导致的。

　　马克思在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解构了由“资本正义”所引致的劳动“非正义性”，认为未能彰显正义的劳动在现实生产领域是“资本正义”逻辑强行压制劳动力发展的必然后果。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证实自身增殖的“天然正义”，即资本获取的生产增殖得益于其本身生发的价值而非源于劳动力的创造，从而创设出社会生产与劳动无关的“资本正义”。“资本正义”并非资本家天生的幻想，而是“异化劳动”的产物，“资本正义”一经产生就以法权的形式确认劳动能力与劳动条件相分离的正当性，进而将物质生产规定为与“资本正义”相一致的“劳动正义”，这种忽视了人本质力量的劳动无法真正实现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

　　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非正义性时，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经济正义”观和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双重批判，并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关系及其“正义”原则进行深度批判，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非正义性”始终与体现人本质力量的“劳动正义”相违背，因此，必须挖掘出深藏于经济利益和社会整体关系中的“合理性”存在根由。在分析经济利益关系时，马克思指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借用“经济事实”掩盖“社会现实”，揭露了经济运行中以物质利益为量化标准来规定劳动运作的非正义实质。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生产的辩护，马克思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方式和生产关系，创造性地把握了限制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根源——资本本身，即资本增殖固化了经济发展的模式，最终导致非正义的劳动。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对劳动的“非正义性”进行了前提性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使资本价值得以保存和实现增殖的正义尺度，以及经济生活中人们所渴求的自由、平等的正义秩序，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伪造的虚假“外衣”，都要依靠私有制和资本力量共同构筑的“锁链”才能获得保证。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带有剥削的非正义属性，资本主义剥削的形成根源于私有制内生的普遍性社会关系，进而明确了资本主义制度建基于阶级对立的实质，而剥削的秘密隐藏于生产劳动的合法性支撑之下。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性及其不断衍生的消极力量，认为私有制所安排的社会关系遮蔽了劳动的正义性价值需要。他从制度根源上对资本主义劳动的非正义因素所展开的批判，在唯物史观的叙事中是关于历史前提的批判。他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置于人类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指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私有制度支配下无法克服的必然矛盾及其所昭示的暂时性、阶段性的历史“正义性”。

　　马克思所解析的劳动正义问题，归根结底旨在揭秘劳动能力与劳动所得之间的悖论：一是从劳动与资本的外在关系分析“资本正义”“经济正义”与劳动正义的异质性矛盾；二是从劳动内部运行的关系探求劳动能力与劳动所得的分立式冲突，并在此过程中从劳动自由和人的自由发展的高度求解劳动关系的悖论，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关系非正义的阶级性和暂时性特质，明确劳动正义才是真正体现人本质力量的价值诉求。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致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模式得以巩固，构建了迎合社会生产需要的正义价值体系，掩盖了生产过程中的非正义性实质，抹杀了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正义诉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致力于发掘并极力占有劳动能力，强行催动人的劳动价值与资本的增殖需要相一致。资本主义以物质利益为“正义需要”置换了劳动正义的价值理念，它们强调资本生产的巨大能量，以“自由”“解放”为诱饵将劳动者引向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中，以规避审视和质问劳动能力与个人所得的关系及其正义问题。资本自身的生产使得劳动的物质利益组成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链的重要一环，而劳动正义却被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价值所吞噬，使得资本与劳动能力的交换演变为固定的经济关系。尽管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形式发生了变化，但资本占有劳动的实质未变，只不过在劳动与资本之间将产生“否定性”的对抗关系，劳动所具有的一切生产力均化为资本的内生力量，劳动正义也被资本的“物性”及其统治强力所遮蔽。

　　劳动与资本的外部关系促进马克思对劳动内部关系进行省思。他洞察到劳动能力与劳动所得之间的深层矛盾。在劳动能力层面，他肯定劳动能力在彰显劳动正义性中的基础地位，认为劳动能力的正义性标志着人对自身生活的合理预期和自由选择，同时客观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能力自由选择的限度；在劳动客观条件层面，资本家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对劳动客观条件暴力攫取，否定了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初始持有，劳动者在客观条件的限定中被迫从事依附于资本的雇佣劳动；在劳动成果层面，马克思认为雇佣劳动关系中的劳动成果完全由资本持有者操控，劳动客观条件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无法确保劳动者的自由权利与机会，资本主导的分配机制必定将劳动者的权利排除在外，最终造成劳动能力与劳动所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化解劳动关系悖论是马克思观照人类历史和劳动自由的理论主题，最终旨在求解劳动关系悖论中确定真实的劳动正义价值。

　　马克思在洞察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中确立了实现劳动正义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解蔽”并深刻透视社会历史中实现劳动正义所面临的现实障碍，二是基于的正义价值理想探求实现劳动正义的路径。马克思将克服贫困问题、实现劳动正义的路径聚焦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提出消灭私有制是践行劳动正义观的首要关切，必须消除私有制的经济根基和政治法权依附，通过对异化现象的批判向人们展示自由解放的境界，使人在对现状的反省中形成将自我意识贯彻到革命、批判的实践中去的思维，达到人对自身本质的“真正占有”。

　　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加速了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发展，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阶段中的作用，明确了资本与技术进步的合流及其对劳动生产形态和劳动关系变更的影响，并以此为着眼点揭示了人类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资本持有者为了使生产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最优配置以获取财富积累最大化，必定倾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此重塑劳动能力的技术构成，并在技术进步中创造新的劳动生产形态。资本通过与技术进步的结合实现了对劳动关系愈加隐秘化的控制，造成并加深了劳动关系中资本积累和劳动收益的分化，扩展了资本对劳动能力的剥削空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生产物质商品与阶级剥削的天然二重性特征：确立了劳动与所有权相统一的“正义”规则，即资本家对工人劳动过程及其产品拥有绝对所有权；构造了劳动力为资本增殖服务的非正义关系。

　　资本通过与技术的结合确立了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这种生产组织方式将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以助推劳动方式的变革来实现与所有权相对等的“正义”关系，最终诱导劳动主体在“资本正义”“经济正义”环境中放弃了对劳动正义的诉求，其实质是对劳动正义问题的消极搁置。

　　技术进步中劳动生产形态和劳动关系的改变及其对劳动正义问题的搁置，根本原因在于对技术权力来源的忽视，而在技术权力与劳动权力的关系视域中审视劳动正义必然引起对劳动正义问题的重置。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劳动的技术构成提升了生产效率，掩盖甚至否定了劳动作为满足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根基地位，但在摧毁劳动的历史性和矛盾性后却并未确立技术性劳动的根基地位。技术劳动是劳动特殊的存在形态，其存在根基和载体是劳动本身，技术进步中的劳动正义依存于劳动本真正义理念的表达，但技术性劳动方式与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附庸，孕育于其中的劳动正义理念被强制与经济生产过程的价值需要相契合，实际上体现了劳动能力与劳动所有权在全球化生产领域内产生了新的分离形式。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指出“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形成了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劳动在私有财产的关系中被异化为工人的生产和资本家的所得。在世界市场中，劳动正义的问题被放大为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分配与劳动者所有权的实现问题。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体现的劳动正义思想，是以“现实的人”的本质存在及其生存方式为理论前提，并基于此确立了社会生产生活中劳动的正义性规范；反对颠倒劳动与资本主客体地位而把物质利益视为立法准则，指出其后果在于劳动规范基础的缺失。马克思劳动正义思想中内蕴解放的叙事、对美好未来社会生活的构想、物质生产走向的规范力量以及对现实社会存在的批判等向度，向我们展现了解读正义思想的重要问题域和研究生长点。解决劳动正义问题的关键在于探寻以何种方式通达正义性的规范基础，从而揭示资本主义强权话语对人类劳动正义与交往自由的扭曲，最终将劳动正义问题的化解归于人的劳动本身，这构成马克思正义价值理想的根本前提和本真意义。马克思的劳动正义思想蕴含对社会生活“理应如此”的价值诉求，是从理想的价值状态出发批判现实社会并超越现存状况的实践哲学，促使人们在全球化发展的现代社会中挖掘和培植劳动正义的规范资源并形成价值共识，最终促进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实现“自由联合”和团结协作。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马云飞/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