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真人王金林：社会民粹症及其黑格尔药方案

　　ku真人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民粹主义并非空穴来风，导致其产生的那些问题是完全真实的。因此，在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要应对民粹主义思潮与运动，就必须借鉴或化用包括黑格尔《法哲学》在内的各种现代思想资源，从制度上切实回应这些问题，防止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张力失衡失控，从而恶化社会民粹症。

　　作者简介：王金林，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西方激进哲学。著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本质道说》，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两篇论文分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优秀论文奖和上海市社联优秀论文一等奖。代表性论文有《历史生产与虚无主义的极致》《论巴迪欧的“假设”》和《论“革命的牺牲性”》等。

　　近期，复旦大学邓安庆教授组织的“黑格尔与现代世界”系列讲座线上进行，这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无疑是一场非常及时的理性主义洗礼。这个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由复旦大学汪行福教授主讲，主题是“黑格尔在国会山——《法哲学》中医治社会民粹化的‘隐性’方案”。这个题目初看令人颇为费解：德国大哲黑格尔居然跑到了美国国会山？其《法哲学》还有医治当代民粹主义之效？不过，熟悉其观点的人对此倒也毫不惊讶。他之所以要让黑格尔穿越到国会山，是因为去年的国会山事件。如所周知，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爆发了一场震惊全球的“骚乱”或“暴动”甚至是未遂“政变”（美国众议院国会山事件特别委员会的最新定性），直接威胁到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结果的确认，威胁到美国权力的正常交接，造成了美国立国以来极其罕见的危机。

　　汪行福教授的讲座涉及一系列的重要判断：一是国会山事件标志着美国危机，二是这场危机的根源（之一）在于美国当下社会的民粹化，三是黑格尔《法哲学》能够提供一种有效化解这种民粹主义的方案，即把社会差异伦理化，培育必要的社会中介机制。他在讲座中特别交待，他不是要对国会山事件本身作政治学或法学研究，而是要对如何应对事件背后的社会根源即社会民粹化提供他所阐释的黑格尔《法哲学》思想资源。在他看来，美国政治上民粹主义的盛行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民粹化，所以他标题中用的概念是社会民粹化而不是政治民粹化。至于社会民粹化的原因，他归诸全球化和新技术的运用，二者共同作用导致社会贫富悬殊，政治极化，于是民粹主义应运而生。

　　对此，本次讲座的评论人交通大学高全喜教授既充分肯定讲座视角（从《法哲学》切入国会山事件）和细致分析（对《法哲学》中市民社会等级与同业公会的阐释），又对其“美国危机论”“社会民粹化论”以及“《法哲学》医治方案论”表示了怀疑。高教授认为国会山事件的严重性可能被夸大了，特朗普主义虽然具有民粹主义的因素、色彩或风格，但实质上并非民粹主义，而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的当下再版，国会山骚乱民众并非真正的美国底层，有不少人其实是美国白人的中下阶层。另外，美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实现了黑格尔当年所推崇的社会中介机制，如各种非政府组织或行业工会等，然而却未能防止民粹主义的产生，这同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地位下降或有关联。

　　作为本次讲座的主持人，我首先赞同“美国危机论”。在任总统煽动部分民众冲击国会山，企图阻止程序性的各州选举人票的确认，这在美国大选史上史无前例。倘若这场暴动达到目的，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势必难以为继。因此，国会山事件虽然只持续了短短几个小时，却在美国权力交接史上留下了永久伤痕，因为它不仅以暴力的形式直接威胁到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而且一般地挑战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制度根基即普选制，甚至导致人们质疑美国民主制度的合法性。

　　其次，我也赞同“社会民粹化”的判断。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先后兴起的茶党运动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其实都是民粹主义运动，特朗普主义更是茶党运动变本加厉的再现。当然，特朗普主义确实包含很多保守主义内涵。但这并不能排除其民粹主义的属性。民粹主义如有学者所言乃是“薄的”意识形态，其中心内容除了反精英反建制之外比较空洞，因而每每必须同其他“厚的”意识形态如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相结合，而这种结合是情境性的，完全因时因地因势而异。回顾最近十多年美国的政治经验，不难发现其间充斥着诸如此类的民粹主义主张，茶党运动的口号“税收已经够多了”（Tax Enough Already）（茶党名称源于这三个英文的首字母），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志性口号“我们都是99%”，以及特朗普主义的政治标签“美国优先”“抽干华盛顿沼泽”以及“边境墙工程”等等，其中都贯穿着左翼或右翼的民粹主义。特朗普主义乃是同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相结合的民粹主义。

　　然而，我并不太赞同“《法哲学》医治方案论”。之所以不太赞同，是因为在我看来，一方面，黑格尔有关社会中介机制的思想对应对民粹主义确实有启发意义，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应对当代民粹主义。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坦承，市民社会根本不足以解决现代贫困问题，最多只能缓解贫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代贫困恰恰大量出现在等级与同业公会之外，现代贫困乃是私有制条件下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物。因此其结论是，无论市民社会如何富裕，都不能防止过分贫困和贱民的产生。既然如此，《法哲学》如何可能医治现代贫困（经济与文化双重意义上的贫困）所导致的美国民粹主义呢？简言之，在应对民粹主义方面，黑格尔《法哲学》有关等级和同业公会理论的原则或许有借鉴意义，但这种借鉴意义有相当的局限性。关键在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前提（如私有财产原则）或主要原则（如特殊性原则与普遍性原则）之间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过分贫困和贱民现象的存在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催生民粹主义。当然这一点长期讲授《法哲学》的汪行福教授显然了然于胸，其讲座之主旨如其所言只是试图探讨黑格尔相关思想对当代民粹主义病症的可能医治效果，并不指望任何药到病除的万应灵丹。

　　民粹主义正在全球肆虐，各种民粹主义势力纷纷粉墨登场，现代民主政治正遭遇严峻挑战。如何回应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时代课题。这场讲座的重要价值或许正在于此。在此不妨沿着讲座主题稍作一点补充。

　　民粹主义思潮或运动的兴起有其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历史根源。除了全球化和新技术原因之外，还有重要的文化与政治根源。从文化上看，美国文化多元主义大行其道，目前似有走火入魔之势，取消文化更在清洗美国历史，再加上以拉美裔为主的各国移民的大量加入，美国人的传统身份认同出现危机，传统的美国白人对自己是谁产生困惑。世纪之初亨廷顿曾为此先知般地发出“我们是谁”的疑问，现在这一疑问已经成为许多美国人的真切焦虑。从政治上看，一部分民众认为自己已经沦为弃民，在政治上未被充分代表，其经济遭遇与文化遭遇在政治上无人倾听。左翼身份政治议题忽视了美国庶民的真实诉求。因此，全球化及新技术所导致的经济剥夺，文化多元主义所导致的认同剥夺，以及左翼身份政治所导致的政治剥夺，三者共同作用，孳生出愈演愈烈的民粹主义。美国民主制度于是被笼罩在民粹主义的阴影之中。国会山事件只是其集中爆发而已。

　　民粹主义之要义在于坚信人民的纯洁性与本真性，反对精英的腐败性与非本真性。这看上去非常正当而合理。现代国家主权在民，突出人民天经地义。关键在于谁是人民，谁代表人民。民粹主义相信精英或建制派不是人民，因为他们以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公意或普遍利益，损害了人民的真正利益。因此为了捍卫公意或人民的利益，必须把权力从精英或建制派手中夺回来。夺取的方式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依靠下的普选制。然而，吊诡的是，看上去很美的民粹主义却对现代政治造成了严重威胁。其要害有三，一是否定多元性，二是割裂社会，三是损害民主政治根基。就否定多元性而言，民粹主义者把人民看成一个同质的而不是差异的整体，以粗糙版的卢梭公意概念统摄人民，否定现代民主区别于古典民主之关键在于承认差异与多元。就割裂社会而言，民粹主义者把一切反对自己的派别统统视为人民的异己分子或腐败分子，把他们排斥出人民的范畴，这显然也是同现代民主的人民概念格格不入的。因此，民粹主义对现代民主构成了直接威胁，而这乃是对民主政治根基的实质性的动摇与损害。民粹主义的幻觉或误区在于企图以简单的方式处理复杂的问题，把问题的根源仅仅归诸精英与建制，以为只要反精英反建制，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特朗普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这种设想的天真性，更不用说拉美失败的民粹主义教训了。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民粹主义并非空穴来风，导致其产生的那些问题是完全真实的。因此，在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要应对民粹主义思潮与运动，就必须借鉴或化用包括黑格尔《法哲学》在内的各种现代思想资源，从制度上切实回应这些问题，防止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张力失衡失控，从而恶化社会民粹症。否则国会山事件这类危机或许就会一再上演。重要的是，这不仅关乎美国，而且关乎现代政治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