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名字、画像首次传入中国

　　ku真人棕色画框，白纸打底，颜色昏黄的《万国公报》在展览中显得并不打眼。仔细阅读封面旁的竖版文字，可以清晰辨认出“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的字样，立马让人感受到这张纸片的分量。

　　这是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里面翻译刊登了《大同学》。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但误认为马克思是英国人；该错误随后被更正。

　　1907年，《近世界六十名人》一书在巴黎世界社出版，让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马克思的形象。该书将其名字译为马格斯，介绍其为“德国社会学家及法学家也”。书中刊登的照片是马克思1875年在英国伦敦拍摄，时年57岁。这部书传入国内后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历史文献，其中的肖像后来被1920年8月出版的中文第一全译本《宣言》作为封面，也被用于中文版马克思的其他著作。

　　其实，除了马格斯之外，马克思早期曾以多个译名与中国读者见面：马客偲、麦喀士、马陆科斯、马可斯等。

　　甲午战争后，中国大批青年学子赴日本留学，他们积极翻译和引进马克思主义著作或相关论著，逐渐形成一个以传播新思想为要义的译作者群体，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的最早来源地。

　　1920年4月，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人受共产国际指派，到中国建立革命组织，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在中国开展的革命活动以及提供的经费帮助，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新时期。

　　五四时期，大批进步青年以勤工俭学方式赴西欧的法国等地寻求真理，周恩来、蔡和森、等是其中代表。西欧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又一重要渠道。（牛伟坤、武亦彬）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东数西算”工程的全面实施，能够有效匹配东西部优势资源、扩展东西部产业合作、推进东西部发展机会均等化，对于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坚持系统观念，才能抓住正确理解意识形态整体性问题的方法，才能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意识形态诸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性认识。

　　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

　　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实施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复苏。与此同时，一系列超常规政策的出台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

　　“十四五”时期，交通运输行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的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通过对标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在规则制定中把握主动权和线

　　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形成客观性认识、本质性理解与自觉性认同是提升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度的必然逻辑。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道义性，就体现在它强调各国在追求本国正当利益时应该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应该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一项具有牵引作用的关键性改革任务，综合改革试点是新时期推进改革正确的方法策略，是坚持试点先行和全面推进相促进，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重大举措。